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是指人们获取、分析、衡量和传播媒介中的讯息的能力。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方式延伸着我们的感官，许多不同形态的媒介正在崛起，因此，要确保媒介发挥正向功能，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强人们使用媒介的能力，即媒介素养。

大众传播学者阿特·西尔弗布拉特认为媒介素养是可以而且是必须提高的技能。他指出，传统上对媒介素养的定义仅限于印刷品，认为只要认识字母、学会阅读就叮以了，而现在的媒介包括印刷品、电影、摄影、广播和电视，因此他拓展了媒介素养的定义，给出了媒介素养的五要素:

意识到媒介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影响;

了解大众传播过程;

分析并讨论媒介讯息中使用的策略;

意识到媒介的内容是为当今文化以及我们自身提供洞识的“文本”;

培养对媒介内容更深程度的享受、理解和欣赏。

传播学者詹姆斯·波特在其著作《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中，描绘了媒介素养的几个基本准则:

媒介素养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分类条件，总有进步的空问;

媒介素养需要得到发展。我们必须积极地开发这些潜能;

媒介素养是多维度的，我们通过四个维度与媒介中的讯息互动。这四个维度分别是:

认知领域，指智力活动及思考;

情感领域，指感情的维度;

审美领域，指从艺术角度享受、理解及欣赏媒介内容的能力;

道德领域，指推断信息中的价值观的能力。

提高媒介素养的目的是让我们对解读拥有更多控制权。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汤普生在1933年提出，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传媒中“低劣”的大众文化，来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媒介素养的缺乏，导致媒体从业人员将自己的报道对象利益衡量标准化，哪种报道方式、什么报道内容、报道对象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的眼球，就是媒体所要采取的方式。

保护主义立场：第一代范式以比较精英的观点视大众媒介为“下九流”的“带菌者”，传播对社会、高尚文化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大预防针，防止侵害。[3] 

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第三代范式转而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巨大潜力，强加给受众主流的价值观念，认为媒介素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批判解读能力。

参与式社区行动：第四代范式认为媒介素养的目的是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而不仅仅是老于世故的消费者。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和行动建构的问题。霍布斯（Hobbs,1998)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批判性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主权（Autonomy)。

新媒介素养，是指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的背景下，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构建更大、更好的社交网络，应该掌握的新的能力。李·雷恩尼（Lee Rainie)和巴瑞·威曼（Barry Wellman)在他们的新著《网络化：新的社会操作系统》（Networked:The New SocialOperating System )提出了在互联网推动下的“网络化个人主义”时代，我们应该具有的新媒介素养(Networking literacy)包括：图像处理能力、导航能力、信息的组织和联通能力、专注能力、多任务处理的能力、怀疑精神以及道德素养。

治网瘾重在提升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