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创办于上海。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任编辑。

徐志摩

以新月社成员为核心的新月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诗歌流派，其形成与活动与新月社大体一致，以1927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诗人是闻一多、徐志摩，其他重要成员包括饶孟侃、朱湘、孙大雨、杨世恩、刘梦家等。他们的诗歌抨击军阀的残暴和当时的黑暗现实，同情劳动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作有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大帅》，饶孟侃的《天安门》等。

在诗歌理论上，闻一多提出新诗必须具备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三美”，具有重大的影响，成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该派后期成员除了徐志摩、饶孟侃、孙大雨外（此时闻一多已脱离新月社），还加入了邵洵美、陈梦家、林徽英、卞之琳等。在1928年创办《新月》，1931年创办的《诗刊》上继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讨，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1931年11月，新月社代表人物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渐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4卷第7期停刊，新月社宣告解散。

从1928年到1937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相对稳定。有人把这十年叫做“北平十年”，甚至有人管它叫“黄金十年”，因为相对来说这一段时间军阀混战停止了，物价相对比较平稳，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人们相应的就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在这一时期,文人办杂志是非常风靡的事情。如: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创造社的《创造》、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沈从文、丁玲和胡也频的《红黑》,叶紫的《无名文艺》等等,几乎都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就出了一份杂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由徐志摩等人主办的《新月》杂志月刊于1928年创办于上海。

《新月》

据说徐志摩筹划之初,曾决定由胡适任社长,他自己任编辑,余上沅任经理、这消息由余上沅传出之后,聚集在潘光旦家里的闻一多、梁实秋和饶子离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社长主编未经两人推选,手续不合。于是,徐志摩立即主张改为集体编辑,胡适根本不列名其间。后来在实际编辑过程中,情况又有所变化,徐志摩自2卷5期后退出编辑组,改为先后由梁实秋和潘光旦主编。《新月》月刊一共出了4卷,每卷12期,于1933年6月停刊,实际上出了43期。其中梁实秋参与编辑的有8期,由他单独主编的也有8期。而且他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作者,一共发表了约42篇文章和5篇翻译文字。

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

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就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事实上,对新月派发展来说,新月书店的位置十分重要。新月书店可以说是新月派思想阵地的传播阵地，书店出版的刊物承载着诗人们的文学梦想越走越远。

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在1927年6月27日、28日《申报》上刊登的《新月书店启事》中写道:“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这表达了新月同人希望拥有属于自己言论阵地的想法。他们开办新月书店,既为同人提供了出版便利,更想积极涉入当时的文化领域,展示其独特面貌。新月书店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社涉足出版界表达其文化诉求的一个重要阵地,创办于1927年7月1日,结束于1933年9月,曾经出版了大量同人、好友的个人著作,发掘推介过不少文学新人的作品,也为宣传新月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主张起到了相当的历史作用,应该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界新月书店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新月》杂志为“新月派”举起了文学理论的旗帜。在《新月》创刊号上,刊有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发刊词《新月的态度》,另一篇是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 新月的态度》是《新月》问世的开场锣鼓,属于宣言之类的文字,因而经过集思广益后才形成的。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阐述了《新月》的办刊宗旨,即所谓遵循不折辱尊严和不损害健康的原则,并批评了他们认为当时文艺界所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不无挑战的意味”。此外,行文中表达了新月派同仁共同信奉的理论信条,即所谓“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

对新月派的理论信条作出具体阐释的,或者说举起新月派的理论旗帜的,则是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一文。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梁实秋所推崇的所谓“文学的纪律”,正是新月派同仁所共同信仰的“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那么,梁实秋宣扬了怎样的“文学的纪律”呢? 其一,既不赞成新古典主义,也反对极端的浪漫主义。 其二,认为从事文学事业者“其态度必须是严肃的”。其三,认为情感与想像对于文学创作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用“理性”来驾驭和节制。其四,认为文学是表现人性的,但要用“理性”来加以指导。其五,认为文学的形式也很重要。

以上这五点,便是梁实秋所谓的“文学的纪律”。其实,这些都是他对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所提出的要求,体现了新月派对文学创作的基本看法和所遵守的准则。 新月派诗人们在1928年创办的《新月》杂志和1931年创办的《诗刊》上继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讨，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在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从《诗镌》、《剧刊》到《新月》、《诗刊》，新月知识分子一直希望通过媒介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和政治抱负。由新月同人创办的《新月》月刊，致力于追求充分的媒介自由，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媒介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