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

李普曼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24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85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延续了60余年，一生写了总数1000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30多本著作。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36年（1931－1967），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李普曼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一生中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和观点。此外，他于邱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赫鲁晓夫、尼赫鲁、墨索里尼等首脑人物都有直接的接触。美国著名专栏作界詹姆斯·赖斯顿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李普曼是德国犹太人的第二代后裔，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与他人共同创立哈佛大学社会主义学社，同时担任哈佛月刊的编辑。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念完学士后，李普曼继续留在哈佛攻读研究生，在此期间，任桑塔亚纳教授的助手，协助讲授哲学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粪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来哈佛招助手，经过与哈佛教授磋商后，选择了李普曼。从此李普曼涉及新闻工作，此后供职于多家媒体。 1912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前往缅因州，撰写《政治序论》。《政治序论》出版后获得成果成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书推崇备至。有一次他碰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青年时期的李普曼

1914年《趋势与主宰》问世，它和《政治序论》一道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同年与人合办《新共和》杂志，任副总编。1917 年任陆军部长助理。1918 年出席巴黎和会，任驻巴黎的陆军情报处上尉。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1921年至1931年，任纽约《世界报》编辑、主编，10年间为其撰写了大量社论(后汇为10卷出版)，享誉一时。 力主美国倍守中立并推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和平主义”。

有人贬低新闻记者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意义，说这些记者或评论家，作为“局外人”，不能“看到从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的电报”，对国内事务的了解也远不及当局者，却还到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评论、横加指责。针对这样看似有理的批评，李普曼说：“这些批评事实上否定了民主原则本身。因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权对当局者的作为做出评论”，并且人民还是这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最终决定者！“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当局者要求人民赞同的事情必须形成见解。人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李普曼开始阐述新闻工作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是靠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是如何报道，然后形成他们的见解的。所以，记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记者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发生什么事情，它在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1931年《世界报》停刊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所写专栏被国内外250家报刊转载。九一八事变后，向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建议拒绝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获的权益。1936年他与妻子菲耶离了婚，娶了好友阿姆斯特朗的妻子海伦。这时李普曼47岁，海伦40岁。后随着法西斯国家的扩大侵略，主张援助英法抗击德国，反对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抨击《慕尼黑协定》是“一次巨大的失败”；支持修改中立法和通过《租借法案》；1942年8月，当李普曼抵达伦敦时，他已经一脚跨入戴高乐的阵营了。49岁的夏尔·戴高乐将军十分清楚李普曼在美国民众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把这位专栏作家奉为上宾。他对李普曼玄乎其玄地侃侃而谈达一个多小时，大展自己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天赋。这次会见给李普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温斯顿·丘吉尔闻讯后也特地约见李普曼，他弓着背坐在那里，一只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顿挥舞荇威士忌和苏打水，一只手熄去丁害茄烟。他告诉李普曼，即使“枪林弹雨日夜向我们袭来，把死亡和毁灭布满人地”，依旧也只会增强他们争取胜利的意志。

1958 年获普利策新闻奖。1961年1月，“今日与明日”转到《新闻周刊》刊载，由《华盛顿邮报》辛迪加向国内外转发，直到1967年3月最后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继续为《新闻周刊》等撰写评论。 1974年85岁生日时，纽约市授予他最高荣誉青铜奖。他一生持续写作60余年，创作1000余万字。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他是美国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著有《美国外交政策》、《冷战》、《政治序论》、《舆论》、《孤立与联盟》等。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于1974年12月14日逝世。李普曼的著作颇丰，比如《新闻与自由》、《舆论学》等，其中最为著名、流传最广的是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这部著作问世以后，得到了美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连续再版，而且许多美国大学的新闻传播院校一直将它的有关章节作为教材编入新闻传播学的教科书。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普及本，并在书上赞扬它是新闻学的“标准理论著作”。前些年，美国传播学教授韦尔伯·施拉姆来中国讲授新闻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舆论学》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

李普曼

报纸的运营模式

报纸依靠广告收入维持生计抑或盈利，而不是发行。“我们希望报纸给我们提供真实情况，而不管提供这种真实是多么赔钱。我们承认这种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但对这种艰难而且常带有危险性的供应，直到最近，我们只愿意用铸币厂制造的最小的硬币付给报纸。”（《舆论学》，P212）因此，李普曼认为“读者们与报刊之间的这种临时的和单方面的关系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异常现象。”

“报刊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单纯的企业，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产品的售价经常低于成本，但主要是因为社会一种伦理的尺度来衡量报刊，而用另一种伦理尺度去衡量商业或制造业。”（《舆论学》，P213）

“真正的问题是一张报纸的读者不习惯于支付新闻采访的费用，只能被利用来作为销路卖给制造商和商人。那些最有钱购买东西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可以利用的人。这样的报刊必定尊重买主的观点。报纸就是为这些买主而编辑和出版的，因为没有那种支持，报纸就不能生存。”（《舆论学》，P215）

“如果我们要评价一张报纸，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通过与我们有关的那部分新闻的处理情况来评价。……一个人在早餐桌上除了用自己的观点与报纸的观点相核对以为，还能有更好的尺度吗？所以，有能力要求报纸担负最严格的报道义务的，多数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那些专门为他们自己的经验辩护的人。”（《舆论学》，P217）

李普曼认为新闻事业违反了所谓的“才能的租金”这种经济原则，“致使新闻采访并不像它的社会重要性那样，对一些受过训练的和有能力的人具有吸引力。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带着尽快离开的想法来从事‘正直的报道工作’这个事实正是为什么它从来没发展到足以使那些工头的传统给予它一种专业的特权和一种唯恐失掉的自尊的主要原因。”（《舆论学》，P221）

1.“报纸并不想要注意全人类的事。它们有值守人员驻在某些场所，如警察局、验尸所、区事务所、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处。”（《舆论学》，P224）

2.“新闻首先并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任何偶然发生的事能被确定、具体化、衡量和定名称的越多，则能报道的新闻也越多。”（《舆论学》，P226）

“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要引诱他在阅读时就产生与新闻相一致的感情。……为了进入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他必须找到一个熟悉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由固定成见提供的。”（《舆论学》，P234）

“新闻的作用是突出的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舆论学》，P237），但是李普曼认为新闻之所以达不到真实的程度在于记者“在应用心理学中没有专业的训练”，“他越了解他自己的弱点，就越承认没有客观检验的标准，他自己的意见主要由他自己的成见，根据他自己的准则和他自己迫切的兴趣所形成的。他知道他是通过主观透镜在观察世界。”（《舆论学》，P238）

至此，李普曼持的悲观主义态度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已经完全陷入了个人的悲观情绪和深渊之中。他对报刊相当失望，他说报纸“脆弱的难以实现人民主权论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实。”（《舆论学》，P239）他用了一个比喻来阐述他认为“报刊不能代替一些机构”的想法：“它（报刊）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人们不能够单凭这种光线来从事世界上的工作。……他们……只能凭他们自己坚定的见解，当报刊的见解与之相符时，就展现出一种清楚的情况足以作出为一般人能接受的决定。”（《舆论学》，P240）。

《公众舆论》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

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环境”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他的“两个环境”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

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此外，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李普曼

李普曼吸收丁哈罗德·D·拉斯韦尔的怀疑主义态度，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搞明白周围的世界并理性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他认为既然公众易受宣传的影响，那么就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机制或机构来保护他们免遭影响。宣传活动为我们的政治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做一些改变。对媒介进行温和但十分有效的控制是必要的。媒介的自我审查不足以满足需要。李普曼继承了拉斯韦尔的结论并指出，解决这些间题的最好办法在于让那些善意的“技术专家”(科技精英)控制信息的采集和发布。大众媒介宣传的控制权应该掌握在新的精英的手中，这些人叫做科学技术专家，专家们使用其知识效忠于正义，而非邪恶。

李普曼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梦的解析》的影响，他将之用到他有关“拟态环境”的概念之中。他说，拟态环境是个人在他/她的头脑中所创造的图画。在李普曼的《公共舆论》中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里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指出，“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因为这必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普通民众不可能像经典民主理沦所假想的那样管理自己。

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中，李普曼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他说，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往往与实际现实不相吻合:我们需要简单的规范(如“刻板印象”)，以便为这闹哄哄的、模糊不清的混乱世界提供解释。由媒体传递给我们的拟态环境，是新闻生产过程中高度把关所产生的结果。他指出，每一份报纸都是一系列把关决定的结果。大众传媒或许在决定我们想什么方面具有强烈的影响。他这样描绘议程设置:这是一个过程，通过它，某个新闻论题被大众传播、公众和政治精英赋予优先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