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以字行，笔名少白、一苇、榆民、慕刘、老兵等，原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他自幼聪颖过人，熟读四书，擅长写作。当他13岁时，父亲病逝在山东济南，遂随母亲从山东返回故乡榆林，就读于田善堂私塾。四年后，母亲也去世，张季鸾只得与兄妹相依度日，生活十分困苦。后被资助到咸阳味经书院，从关中大儒刘古愚读书，深受其砥节砺行的影响，打下了深厚的文学根基。

 1903年，张季鸾考入陕西三原宏道学堂，与于右任同学。1905年，他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经纬学堂就学，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早稻田大学前身）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与胡政之同学，并加入同盟会。张季鸾常在课余以少白、一苇等笔名，在同盟会陕西分会创办的《夏声》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担任过《夏声》主编。这是张季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的滥觞。1908年，张季鸾从日本回国，到关中高等学堂做了两年教员。

1910年10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邀请张季鸾任该报记者，张季鸾从此正式步入了新闻工作行列，并开始反清革命宣传。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经于右任推荐，担任总统府秘书，参加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张季鸾立即从南京拍专电给《民立报》，报道临时政府成立及孙大总统就职的电讯，这是中国报业第一次使用电报拍发新闻，开创了中国报刊史上运用“新闻专电”这种快捷报道形式的先河。

 1912年4月，张季鸾在北京与曹成甫共办《京津民立报》，任总编辑，兼任上海《民立报》驻北京记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以后，张季鸾以新闻为武器，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张季鸾当即在报上仗义执言，揭发“宋案”真相，痛斥袁氏暴行。4月26日，袁世凯同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规定中国的盐税今后由外国人控制，张季鸾采访到这个卖国合同的内容后，立即在上海《民立报》发表消息加以揭露，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袁世凯对此痛恨入骨，下令查封了北京《民立报》，逮捕了张季鸾和曹成甫。张季鸾在军政执法处坐了三个月牢，才被营救出狱，曹则已瘐死狱中。张季鸾被逐出京，回到上海立即在《雅言》月刊上发表《铁窗百日记》，并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还创办了《民信日报》，任总编辑，继续进行反袁斗争。

张季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发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季鸾对此表示热忱拥护。1月21日，列宁逝世，他在《中华新报》上发表《列宁逝世》一文，对这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给予了崇高评价。

1924年10月31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作为胡景翼的同乡兼挚友的张季鸾，凭着广交军政各界朋友、社会关系广泛的报人身份，坚决支持、援助了起事的胡景翼部队。他直接参与策划了劝阻奉系直隶督办李景林的活动，让李借口准备不够，按兵不动，使陕军刘镇华部得不到支持，消除了对胡景翼的威胁；又与胡秘密商议，敦请于右任亲去沈阳为张作霖祝寿，瓦解了张与刘镇华、阎锡山的陕晋奉三角军事同盟，保证了“北京政变”的成功。

1924年8月，张季鸾与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1925年，《中华新报》因经营不善停刊，张季鸾回到天津，靠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沪报维持生活。后经胡景翼推荐，北洋军阀政府张绍曾内阁任他为陇海铁路会办，但张季鸾上任不到一月即辞职离去。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胡霖）组成新记公司，筹资5万元，接办《大公报》，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吴任董事长。张季鸾接办后，锐意改革，使该报面目一新。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张季鸾在当日报纸一版上发表《本报同人志趣》一文，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后来又把这“四不”定为《大公报》的“社训”，以期形成报纸的特色。此后，该报大部分社评（社论）均出自张季鸾的手笔。他借鉴日本报纸，首创综合编辑法，突出每日重大新闻，并锐意革新，加上胡政之善于组织经营，很快使《大公报》销量突破5000份。

张季鸾非常注重新闻报道的写作技巧，他的评论常有泼辣敢言、精辟独到之处。如在1927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他斥责日后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说：“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将汪逆卖国求荣的本质预为暗示，堪称一绝。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对蒋氏政权反共反人民的实质作了无情揭露。这些言论，都为广大读者交口称赞，享誉一时。张季鸾也成为当时中国颇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推动了当时报刊评论的发展。

1928年夏北伐军占领京津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蒋介石日益需要拉拢报界，控制舆论，以维护其统治。于是，蒋通过于右任、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司令部秘书长）结识了张季鸾。张季鸾出于“知遇之恩”、“感恩图报”的思想，转而拥蒋，并且整个后半生都坚持了这一基本政治立场。

从他以后所写的全部评论来看，张季鸾的本意是幻想在维护南京国民政府体制的前提下，兴利除弊，拨乱反正，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所以，从1928年以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的社评中，便常出现拥戴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人民武装革命的言论。

 但是，张季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观念，在社评中也常提出民主法治、刷新地方行政、开放言论自由等要求。为此，他批评时弊，揭露黑暗，对国民党的劣政恶行加以笔伐，有时也是相当激烈勇敢、尖锐深刻的。

例如他在1931年6月2日的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中，对国民政府任意杀人捕人的恐怖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1931年10月6日的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就“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时国民政府的误国误民评论说：“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至过去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民！”这些评论，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国民党专制统治下人民群众的愿望，喊出了广大黎民百姓的心声。

 张季鸾在《大公报》上还就经济、文化、教育、妇女、青年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评论。在主持办报、组织报道中，张季鸾也很关注经济、文化等事业。1931年，《大公报》派出记者分赴苏联、日本，采访两国经济发展情况，将考察工业的结果写成参观记在报上连续发表，后并分别辑成专册由报社出版。6月4日，他发表社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就此论述国家的经济建设，主张学习苏联。这也反映了张季鸾尊重客观现实的科学态度。1932年8月1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应先注意西北建设》，提出为了开发西北，“水利交通实为发达西北之总前提”，应“先救农，治水，通道路”。在当时中日战事日紧、沿江沿海极易遭日军侵占的形势下，这不失为国家建设的远见卓识。

 1934年1月，《大公报》开始辟《星期论文》专栏，邀请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名家撰稿，由胡适主持其事，每周刊登学术性论文一篇。这一举动颇受文化、教育、学术各界重视，以后很多著名作家、学者都在此栏发表过文章，成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深受读者欢迎。

作为新闻评论家，张季鸾很注意社会问题，要求报纸“为普遍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1929年间，陕北发生大灾荒，张季鸾及时在《大公报》上以大量篇幅多次报道了陕北灾情，并强烈呼吁各界赈济灾区灾民，在天津一时出现了为陕北捐资救灾的热潮。1930年11月，张季鸾派记者往河北各县农村调查民生状况。这在当时的中国报业是极其罕见的创举。

1934年，张季鸾还让《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连续刊登《赤区土地问题》，向广大读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进行的土地革命，指明苏区人民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并非“土匪”、“流寇”，体现了他“不党”、“不私”的办报思想。

此外，张季鸾在办报中还很尊重读者的意见，注意使报纸更能贴近读者与时势。1934年1月，胡适写了《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首期发表。从此《大公报》的社评，便都改用了白话文。

正是由于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不懈努力，《大公报》自复刊以后，报道的范围、内容和社会影响都日益扩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报社的规模也逐步扩展，到1936年复刊十周年之际，报社职工已从复刊时的70人增加到700余人，报纸发行量从2000份增至10万份，报社资产从5万元扩充到40万元。其时，《大公报》已开办上海版，每日于津沪两地刊行；全国共有分销机关1300余处，报纸行销全国各省市及国外，从一份地方报纸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大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中、中原相继陷入敌手，《大公报》逐步南迁，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出版，1937年9月刊行汉口版，1938年8月刊行香港版，同年12月刊行重庆版，1941年3月刊行桂林版，为激励全国同胞坚持抗战到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授予《大公报》最佳外国报纸荣誉奖章，《大公报》成为中国报业首家获国外学术机构奖誉的报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加强了对日本侵华阴谋的抨击和揭露，并积极为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做舆论准备。为此，他同胡政之联合召开了据认为是《大公报》历史上“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讨论适应“九一八”后宣传报道抗日斗争的措施。会后，张季鸾一方面组织人员编写论述日本侵华史实的连载文章（后由王芸生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编印成书），一方面创办了《军事周刊》，由当时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主编。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张季鸾即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社评，高度赞扬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精神，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季鸾于12月3日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宋哲元进言。几天以后，北平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张季鸾的评论，在客观上作了这场爱国运动的舆论先导。

1935年7月，张季鸾派出记者范长江前往西北采访，9月开始在报上发表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系列通讯，真实、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后来这些通讯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深受广大读者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视和欢迎。接着，《大公报》又在1937年4月发表了范长江撰写的、后来辑为《塞上行》一书的系列陕北通讯，首次披露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陕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共产党人的风貌，引起中外震动，对推动全国的抗日爱国运动起了巨大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表达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大公报》上海版在炮火下坚持出版，宣传和鼓舞上海军民的抗日救国斗志。

 上海沦陷后，《大公报》社因设在法租界内，仍坚持继续出版，但到12月13日，报社接到日本占领军要检查新闻小样的通告，张季鸾断然表示拒绝执行命令，宣告上海版自动停刊，再次表现了不向日寇低头的凛然正气。

1938年，张季鸾随《大公报》社转移到汉口。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在武汉召开，张季鸾被选为委员参加了会议，并受托起草了著名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大会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坚持抗战。以后，他又连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与此同时，张季鸾拥蒋的政治立场仍然一以贯之。1938年7月，他在武汉曾代蒋草拟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1941年5月21日，张季鸾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攻击八路军在中条山战役中“迄今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当晚，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即致函《大公报》，以铁的事实驳斥了社评中的错误。5月23日，张季鸾把周的来信全文披露，并发表社评《读周恩来先生来信》，一方面为自己辩护，鼓吹必须拥护国民政府这个国家中心，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周恩来信上所列举的事实，承认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成绩，最后提出了邀请毛泽东来渝与蒋介石直接面谈的建议。这是张季鸾从尊重国共两党的平等地位和现状出发提出的再建国共团结的主张，表明了他坚持团结抗日的爱国立场。

 蒋介石对张季鸾也极力拉拢，两人关系比较密切。他经常被蒋介石邀请到官邸，一边吃饭一边谈话。张季鸾谈话后回到家中，立即写成文章公诸报端，字里行间透露出国民党的政见及一些最新消息，无形中使《大公报》成为蒋介石的喉舌，因此引起了许多读者不满。进步舆论一时讥嘲张季鸾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

1941年夏，张季鸾的肺病复发，病情日益严重。7月7日，他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表达了他坚信抗日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9月6日，张季鸾病逝于重庆中央医院，终年54岁。

大公报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十五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张有三任太太，分别是：高芸轩(1908年) 陈孝侠(1934年) 陈氏夫人(1936年)

儿子：张士基(陈氏夫人所生)

张季鸾逝世

张季鸾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