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社会党国际的声明说“社会党人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已经和其它几种主义并列为欧洲左派的巨大威胁。

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崛起启示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有人认为，民粹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狭义的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其实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并不是俄国独有的景观，而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

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基本上它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端视其社会情境或反对的对象而定。

民粹主义也可以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认为平民的利益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或阻碍，而国家这个工具需要从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复原健康，用来改善全民的福祉和进步。因此民粹主义者常被误认为是运用巧妙辞令来诉诸于一般人民关切的经济、社会、及其它常见的问题。1980年以后，大部份对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都把它当成一种可以推广许多不同的意识型态的政治语言来讨论。最近数十年来，民粹主义运动领袖在左翼和右翼都有见过（如 Canovan, Kazin, Betz）。民粹主义的相反词是精英主义，尤其是政治精英主义。

有些民粹主义者会主张移除政治精英阶层的腐化成分，并且倡导“人民优先”。民粹主义反对集权的执政政权的政见。许多民粹主义者将诉求重心放在特定的地区或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例如劳工阶级，中产阶级或是农民等等。通常他们自称代表多数人民，并反对集权。

所谓“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归根结底是诉诸“民主”，通常反对极权的精英份子，其形式多种多样。对人民的信任最直接地导致平民主义的直接民主制诉求，它反对变质的代议制，力求让权力真正的掌握在普通公民手里。其最具特色的制度设计为：公投；另外便是公众创制权；还有罢免权，它能迫使极权的政治精英在公民出现不满时接受民主选举。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州在平民主义影响下颁布了宪法条款。平民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视为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进行民粹主义式活动的政治人物都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精英主义者也会误导平民主义。有些政治人物也会采行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语言，他们被批评为只是利用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语言当做组织的策略，而实际上，并无意也无心做平民的代表。甚至在二十世纪末的某些国家，民粹常被精英主义者视为是挑动族群冲突、以获取政治利益的代名词。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的原文涵义是个中性的单字，固然民粹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对于这些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仍未有确切的定论。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区分出使用这一术语的四种主要含义。

民粹主义是指19世纪最后20年期间向北美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激进运动。它主要表达了美国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农场主（他们并不是农民）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经济权力特别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集中的怀疑。他们还关心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改革的问题，要求有铸造银币的自由以防止农产品价格下跌。

民粹主义一词是指拉美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民粹主义是弱小的本地资产阶级用以同各从属阶级结成反农业寡头联盟的政治战略，其条件是为促进工业化而不让这些从属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种做法从意识形态上说，是同以农业运动为基础、反对国家统治力量的民粹主义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拉美民粹主义的范例是瓦加斯及其后继者领导下的巴西的民粹主义和阿根廷的贝隆主义。但应补充指出的是，这一术语在拉美的每一个国家和其它地方实际上一直用得相当随便并不那么严格，可用于国家权力的形形色色的结构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动员下层社会集团支持的动听言辞和控制“边际集团”的操纵本领。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不过，它基本上还是靠这样一种政策来展开的，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由一种巧妙的恩赐制度所巩固的领导人的个人感召力和对他个人的效忠。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纲领也是非特定的。它认为社会区分为有权力的群众与反对群众的有势力的小集团。但是，阶级冲突的思想并不是民粹主义宣传的内容。它所颂扬的是作为群众保护者的领导人的作用。这样一种政治战略与其说是民粹主义还不如说是个人至上论，而按这种形式它就与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类似之处和联系了。

国家意识形态

最后，我们也可以认为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但却是一个信奉类似于俄国民粹派的关于社会和民族发展观点的意识形态。奉行这种民族发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贯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亚，它追求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小规模发展战略，避免大规模的工业，至少在口头上鼓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网络中，它发现很难完全摆脱资本规律的支配和无视这些规律而造成的不利后果。

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 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奥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被当做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

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做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党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会主义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党人)”。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又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强弩之末。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的是“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

民粹主义状况下，如果社会公正缺位、贫富分化严重、中下层上升的道路受阻，以及民族的外部条件受到刺激，在民众中孕育的强烈不满便会爆发出来。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最明显的就是：利用底层民众反抗各种压迫的愿望及其产生的极度怨恨，刺激其平等情怀，打出在崇尚人民口号下的极端主义旗帜。

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前共产党人从左面、新法西斯主义从右面充实了它的队伍。冷战后盛行于欧洲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其共性也是以民粹主义为共同内核的。民粹主义的崛起打乱了以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诸如私有化与欧洲统一进程这类重要问题上，往往是传统的左右翼都表示支持，而极左与极右两翼则都鼓动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来加以反对。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打乱了原有的“传统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这类时代阵营，不仅“传统的”民粹主义以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对市民社会构成威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文化的“消解”也在文学、艺术以至形而上领域刮起了一阵POP式的“新”民粹主义旋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美学以至政治学都由于其强烈的反精英、亲大众色彩而被评论家称为新一代的“民粹美学”、“民粹文学”等等。最后，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是通常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类的概念失去了意义。当前复兴的民粹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既比欧洲冷战时代一般的保守主义更为保守，也比一般的激进主义更为激进。从西方的保守党人到社会党人，从东欧剧变前的正统共产党到剧变后的自由派政府，乃至黑社会势力，都受到它的强烈冲击。总之，民粹主义的幽灵对冷战后的“新秩序”、对前苏东国家的转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也并非福音。

和19世纪不同，在当代，民粹主义变成了许多国家左右派斗争中相互指责对方的有力武器。与历史上俄国民意党和美国的人民党这类过去的民粹主义组织不同，也与当代的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明确揭示其“主义”并借以命名自己的组织情况有异，当代的民粹主义势力大都并不自称为民粹派，如此一来现在广义民粹主义的内涵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如此说来，民粹主义究竟在当代有什么样的内涵？难道它仅仅是一个不同党派吵架双方对骂用的贬损名词吗？当然不是，仔细观察当代各国的社会变革现实就会发现，那种为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等传统上的左右各派一致视为威胁的倾向，其实是有其明确的内在逻辑的：

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等）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过去的反犹主义与沙文主义倾向，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账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对抗的反现代化力量，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成分而更多一些原教旨的色彩，更多的“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他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主主义反对派等）也有继承关系。

因此可以说，当今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有破无立的思潮，它促进了苏东旧体制的瓦解，却无助于或有害于新体制的转轨。它冲击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却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与盛行本身也从反面说明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为内容的全球化浪潮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改革过程中忽略公正问题，加剧贫富分化都会导致民粹主义情绪的上升。从整体上说，当今的民粹主义复兴是一种消极现象，但它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反全球化思潮的新形式。

俄国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或曰农民民主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至50年代至上世纪头20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其本质属性，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现）”，或曰农民民主主义，在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盟者。俄国民粹主义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是由其创始人赫尔岑建立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奠基，通过另一创始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并为不同时期各主要派别的思想家所充实而建立起来的。

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将人民理想化这一点上最具共同性。巴枯宁说：俄罗斯的农民“就其天性而言是个社会主义者”；特卡乔夫则断言，就其本能和传统看，人民是共产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人民”崇尚、信仰的程度，到了极端理想化的地步。

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或称农民村社）的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同他们对“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探寻社会主义的前景，把它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很鲜明地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特征，是民粹主义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念出发的。当然，这一观念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主张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这一特征还有另一重要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民粹主义这一“直接过渡”的思想，也是其“超阶段”的革命急进主义和轻视民主革命、漠视民主主义价值的最深思想根源。

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薄态度，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待科学和文化。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是被人民养活而获得文化的，人民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了血汗和苦难；这样，掌握文化的这些少数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粘连上了剥削和罪孽。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态度。

俄国民粹主义在发展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应当特别指出，俄国民粹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许多民粹派人物都读过马恩的著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以社会革命党受到的影响最大。列宁在1905年1月评论社会革命党纲领时说，它的纲领草案较以前“前进了一大步”；其“进步表现在各项原则的内容上——从民粹主义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

所以，俄国民粹主义思潮是庞大复杂的，不能用单一的思想概念将其概括。虽然如此，从政治上说，其主流，其实质，是通过传统农村公社的独特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故此，又叫“公社社会主义”，或“农民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由一系列杰出思想家所构建的严整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是关乎近代俄国命运，关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战略抉择问题，它并不只是“策略手段”，“社会情绪”，或者“精神症状”、“动员方式”之类的局部问题。

俄国民粹主义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以其存在时间之久、活动规模之大，斗争方式之惊心动魄，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俄国国内，它主要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等方面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

（1）在建党理论方面，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除了吸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经验外，另一吸取经验的源泉就是俄国解放运动本身，其中主要就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具体地说，就是吸取了“土地与自由派”和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的建党经验，这就是：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保守绝对机密的、具有严格纪律的革命战斗组织。

（2）在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等方面，民粹主义革命家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列宁对此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以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3）至于在消极方面，诸如根源于“直接过渡”的“超阶段”急性病，暴力绝对化倾向，同志间的不容异见性、意识的狂热性和非理性，以及个人崇拜的宗教色彩等，对俄共（布）的队伍也有深刻影响。

在国外，俄国民粹主义除在东欧各国（特别是保加利亚）留下深刻痕迹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前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是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据有关学者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以下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还有我党党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第一种主要是在以吴稚晖为代表的右翼人物中传播的，第二、第三种则是在像巴金、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中间流行。新中国成立后，前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都这样那样地得到了抑制和清算，惟独党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一个时期虽也得到某种纠正，但基本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旧病复发，这在“公社化”，到“文革”中停办大学、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过程中，都一波一波表现了出来。可见，这种民粹主义在中国影响之深。

民粹主义仍然活跃于世界各国。现代的民粹主义者举例：

澳大利亚：宝琳·韩森（Pauline Hanson）

新西兰：Winston Peters

法国：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

挪威：Carl I. Hagen

美国：Pat Buchanan、Jerry Brown、William Jennings Bryan、Howard Dean、John Edwards、Newt Gingrich、Jim Hightower、Dennis Kucinich、修义龙（又译辉·龙）（Huey Long）、Ralph Nader、Ross Perot、George Wallace

缅甸：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

意大利：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Umberto Bossi、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奥地利：海德（Jrg Haider）

匈牙利：Viktor Orbán in Hungary

巴西：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加拿大：Preston Manning、Mike Harris、Ralph Klein

委内瑞拉：查韦斯（Hugo Chávez）

伊朗：艾哈迈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

有些政治人物只是采行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语言，他们被批评为只是利用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语言当作组织的策略而实际上并无意做平民的代表。

民粹主义再出手

委内瑞拉2009年2月15日全民公决，多数民众支持修正宪法，允许公职人员无限期连任。

由选民抉择，符合多数民意，委内瑞拉调整公职任期制度，就事论事与他国毫无关联、与政治意识形态也无关联。

谈及拉美近些年变化，媒体简单化处置，称之为“左翼”兴盛。论及拉美近几十年思潮，学者揭示复杂内涵，指出左翼或多或少信奉所谓“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或称“平民主义”，依一些辞书定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涉及民众对峙特权精英阶级，主张支持民众权利和权力。

然而，民粹主义在社会科学词汇中属最没有精确定义之列，适用特定地区、国家和时期以及特定阶层和群体，似可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以改善民众福祉为号召。

民粹主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北美洲一度盛行，20世纪后半叶至今则在拉丁美洲造就多名国家领导人以及地区级政治影响力主导人物。

在拉美，平民与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平等，促使民粹主义植根并上升至政坛最高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系代表人物。

在这类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使然，即使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社会福利开支快速增加，平民获益者倚人数之多，投票表决时压倒中产和更高经济阶层的诉求。

在这类拉美国家，特定国情使然，民粹主义每一次出手，尝试推进社会和政治议程之际，如委内瑞拉所示，社会和经济阶层分野也更为明晰。

美国打中国牌玩民粹主义

奥巴马和希拉里为了竞争宾州劳工阶层选民，周一表示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正在损害美国经济，如果当选将采取严格措施对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这好像说，宾州劳工阶层面临的失业和经济困难是美中贸易带来的。

把美国的失业或收入的降低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或外贸其实不合理。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是5.1%，比起1992年的7.5%要低多了。但希拉里和奥巴马似乎相信现在更严重些。人们所以会相信目前失业问题很严重的主要因素是信心危机。可政客们玩政治，唱衰美国经济，信心危机还会更严重，经济情况还可能更坏。

目前，美国的GDP还在增长，但人们减去通胀后的收入却在下降。在经济增长中，收入不升反降，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要解释这现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财富分配不均，不是外贸。造成财富不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也许是布什政府给富人大减其税。而在通胀之下受害最大的是中下层平民，他们其实最需要减税。但贸易规则一向是互利的。美商在美中贸易里面以低价购买中国产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从中获得的巨大利益有一大部分没经过适当的再分配，平民难以分享。那根本不是中国的错。

美国经济的规模是全球最大的，而贸易逆差在美国GDP里所占份额很小，过去20年的平均逆差恐怕不到GDP的2%左右。哈佛资深研学者罗拔特·Z·劳伦斯的研究就认为，美国收入上的不平等跟全球化力量的关系很小。

奥巴马和希拉里都不笨，他们恐怕都知道这些。可他们偏偏要玩经济民粹主义，要玩“华盛顿政治”，把美国工人遭遇的经济困难问题归咎于与中国的贸易，以求在宾州投机。

民粹主义的投机背景是存在的。2000年盖洛普民调说，56%的人认为贸易是机会，36%认为是威胁。但到了2005年，44%认为贸易是机会，49%认为是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