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上海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G20目前已成为主要的国际经济论坛。G20最初是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的财长在华盛顿提出的，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G20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就国际金融问题进行磋商，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

但G20更广为人知并发挥更大作用是在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G20从2008年起召开领导人峰会。目前，G20主席国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一年一换。2015年G20主席国是土耳其，中国2015年12月1日正式接任G20主席国。2016年G20峰会将于9月在杭州举行，这也是2008年G20领导人峰会对话机制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G20峰会。

简单的说，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是峰会两个轮子之一，是为峰会做准备的。

G20初期运行机制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形成了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

财金渠道负责就具体经济金融问题进行磋商，并提出建议。2016年杭州峰会之前有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4次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在上海举行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中国担任G20主席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各方发表联合公报，锁定财金渠道的一些成果，为峰会共识打下基础。来自成员国、受邀嘉宾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700人出席会议。

协调人由各成员领导人任命，多由各成员负责外交、经济、金融事务的高官担任。协调人每年召开3至6次会议，讨论峰会各项筹备工作，重点是政治筹备工作，包括峰会成果磋商。杭州峰会前共举行4次协调人会议，分别在1月、4月、7月和9月。

会议认为近期市场波动未反应经济基本面，但后续仍应采取更多行动，来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具体而言，应综合利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

针对会前较多希望形成政策沟通协调的呼声，会议指出，未来将加强就外汇市场密切沟通讨论，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公报主要内容如下：

1. 世界经济：市场过度波动未反应经济基本面

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英国可能脱离欧盟，难民问题等，将对经济造成冲击。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

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会议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

2. 强劲、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加强政策沟通

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增长目标。

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

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将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投资。

会议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

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 G20 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3. 投资和基础设施：多边开发机构支持融资

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

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 以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融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 包括: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 推进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并支持项目准备相关工作。

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4. 国际金融体系：推动平稳、有序演变

支持在 2017 年年会前完成 IMF 第 15 次份额总检查的时间表,包括新份额公式。

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

推动主权债务重组进程的有序性和可预期性,并加强债务可持续性框架。

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 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

欢迎IMF 完成了 2015 年特别提款权(SDR) 定值方法审查,支持扩大 SDR 的使用以及本币债券市场开展进一步工作。

5. 金融体系改革：落实巴塞尔III

鼓励各国当局加强跨境合作, 包括落实有效的跨境处置机制和场外衍生品改革,在恰当的时候予以互认。

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完善巴塞尔协议 III 的工作,避免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银行业的总体资本金要求。

强烈鼓励落实已议定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并继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继续加强普惠金融议程。要求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落实 G20 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的框架,研究制定一套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以及改善数据的收集和指标。

6. 国际税收

按时落实 BEPS 项目,继续监测并应对 BEPS 相关问题,确保税收公平和平等竞争，鼓励相关非 G20 成员和辖区,包括发展中国家。

落实专项税收情报交换标准和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全球标准(AEOI),并号召所有金融中心和辖区在 2017 年或 2018 年底前加以落实。

中国将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做出自身贡献,目的是进行国际税收政策研究和设计,并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技术援助。

将在2016年 7 月召开的 G20 国际税收高层研讨会上探讨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7. 反恐融资

将加倍努力,应对各种恐怖融资的所有来源、技术和渠道,并将加强合作和信息交流。

8. 绿色金融和气候金融

建立了G20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

对通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表示欢迎，重申致力于落实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从会议期间各种讨论活动（如结构性改革研讨会）和新闻活动（周小川行长记者会）的安排，还是从最终发布的会议公报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明显的中国印记。”陈凤英认为，就会议公报而言，至少有四方面带有显著的中国印记，将中国的治理理念转化为G20成员国的共识。

亮点一：客观定调全球经济

G20上海会议公报开宗明义，首段即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定调。公报称，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依然不均衡，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然而，“在认识到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判断，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公报强调。

公报对于全球经济的定调与中美两国的立场一致，即确认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之中，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实体经济基本面尚好，包括资本流向和金融市场动荡等问题的关键仍然出在虚拟经济领域。陈凤英认为，公报对全球经济的上述判断意义重大，这决定着未来各国政策制定的重点不应是反危机的干预措施，而应是着力于防范虚拟经济风险。“如果采取反危机措施，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这不仅不现实，更会给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威胁。”陈凤英表示。

亮点二：重心重回结构性改革

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健康增长的三大支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理应协同推进。但现实情况却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几无空间，结构性改革也进展曲折。对此，公报指出，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因而呼吁各国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增加实际产出非常重要，结构性改革在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16年，我们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公报称。“在各成员现有国别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在考虑国情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这一强化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将纳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的现有工作。”

事实上，结构性改革是目前中国经济治理的重点，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屡次强调，经济治理不能只治标，更要治本，即使这种改革要承担短期成本与阵痛。正是中国的高度重视，促使本次会议围绕结构性改革发出鲜见强烈的呼吁。“危机以来，各国都在寻找需求侧破解之道，却忽视了供给侧因素在阻碍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陈凤英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推进供给侧改革在本次会议中得到高度重视，公报中也特别强调了增加实际产出的作用，这说明中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正在影响世界。

亮点三：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与绿色金融

公报还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强调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加强互联互通对于最大限度发挥国别基础设施的正面溢出效应并创造更多投资机会具有重要作用。”公报称。“我们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我们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此外，公报还认识到环境挑战的紧迫性和动员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并在本次会议上决定建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需要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根据各国经验，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

陈凤英认为，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和促进绿色金融发展，这两方面工作都是中国目前在国内、周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力推的重点。无论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还是亚投行的创立，拓展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加强互联互通、倡导绿色金融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次G20上海会议同样体现了东道国的这种导向，并在公报中作了重点反映。

亮点四：加强全球层面宏观政策协调

G20一直视强化全球层面宏观政策协调为己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目前，外汇市场波动剧烈，存在竞争性贬值风险。各方能否围绕汇率政策深入讨论，探寻解决之道，这是外界聚焦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本次会议各方的表态来看，G20成员国高度重视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各领域宏观政策的协调。公报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并表示各方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公报称。

陈凤英认为，加强宏观政策沟通是G20平台存在的最重要意义所在。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与之相关的汇率政策，各自为战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下，正确认识本国政策产生的外溢影响，特别是负面外溢影响对本国经济的反弹其实是对本国国民负责任的表现。”陈凤英说，各国在全球层面有效且有诚意的沟通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透明度，进而减少负面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