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

王国维生活在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但事与愿违，倒使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在1906—1908年之间他撰写了《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末词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

《人间词话》在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他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

《人间词话》有两个英语译本: 美国学者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和台湾学者涂经诒（Ching-ITu）的两个译本。

王国维·人间词话[M] Adele Austin Rickett英译 张徐芳今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王国维·人间词话[M] 涂经诒译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