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余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这些话所表达的含义是：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在造反派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这部分人中，有些仍然有亲属在城市，但他们一年也难得回城一次。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了。一般来说，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得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和专业。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那时，“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管理制度：起床是定时的，然后还要点名，排队出工；收工也要排队，回来后也要点名；休息时间是定时的，到时间就统一熄灯。由于当时处于战备时期，“五七”干校也搞一些军事训练，但并不发给武器，只是让他们挖壕沟。各地的“五七”干校都办有食堂，凡是干校的人，都在食堂吃饭。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有人监管。于是，造反派干部便成了“五七”干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监管干部。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原来住满了人的宿舍空了一大半；农业机械闲置在那里生满了铁锈；牲畜也没有人喂了，有的干校干脆把牲畜大批杀掉吃肉；还有的干校将所办的小工厂停产；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但当各类学习班一结束，“五七”干校就又呈现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人都说，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的“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干校把土地划归当地公社耕种，而他们办学习班时，则大多在城市里找机关会议室来开办。在“五七”干校工作的干部，也大多把家属安置在城里，他们本人则成了不经常去干校上班的“通勤干部”。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各省、地(市)、县的党校也陆续恢复招生办学。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有的则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职工的基础上，扩大人员后，复办党校。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