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 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这两种身份与经历建立了他写作的基础。

莱维

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1944年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1987年自杀身亡。他的作品曾被选入意大利语文教材，涉及诗歌、小说、回忆录等各个领域。著有《活在奥斯维辛》（Survival inAuschwitz）、《再度觉醒》(The Reawakening)、《缓刑时刻》(Moments of Reprieve)、《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何时？》(If Not Now, When?)、《猴子的忧伤》(The Monkey’s Wrench)等。《被淹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是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

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 徐贲

序言

第一章 罪之记忆

第二章 灰色地带

第三章 羞耻

第四章 交流

第五章 无用的暴力

第六章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

第七章 成见

第八章 德国人的来信

结语

本书是意大利最具知识分子良心的天才作家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作品。莱维以生命完成了对纳粹暴行的见证，他的简明易懂的作品是对生活奇妙的赞颂，证明了人类的精神无法被战胜，以及人类通过富有意义的作品、道德和艺术击败死亡的能力。

“人们一定记得，当时距离奥斯维辛解放仅仅过去了15年：我这本书的读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们的继承者。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对话的时刻到了。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而它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那些绞死尤尔提姆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普里莫•莱维

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伊泰洛•卡尔维诺

莱维的证词超出一般体验。他的叙事是复杂、敏感、沉静的。它通常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这就是为什么当它突然带着抑制愤怒的能量而迸发热情与闪光时，比所有的回忆录都有力的原因。

——托尼•朱特

“莱维的最后一部宏伟巨著…是对他所有作品浓缩而优雅的总结。”

——《纽约客》

“关于犹太人、德国人、大屠杀及其它相关主题的著作。它是一场令人沉思的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我们理解，但它远远超越了我们理解的极限，就像我们无法开启的古代文明的石头废墟。”

——《纽约书评》

“在人生接近尾声之时，莱维越来越坚信人们会忘记大屠杀的教训，仿佛这场大屠杀只是人类历史中司空见惯的暴行之一。《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是在四十年之后对纳粹种族灭绝意义的阴郁思索。”

——《纽约时报》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推荐书目：《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推荐理由：阅读这本书，希望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道义；第二，是人类施以暴行的能力。知识分子最大的义务，应该是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和底线，引导社会建立善、抵御恶。物质生活的丰富，不能取代精神与心灵的丰满和富足。

光明网滚动读报 推荐语

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的书是《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作者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对纳粹极权时期制度、人性、暴力等问题的终极反思。

1987年，在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42年后，作者像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一样，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围绕罪之记忆、灰色地带、羞耻、交流、无用的暴力等八个关键词，以冷峻的笔触深度剖析了极端环境、极权制度对人格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对灵魂的毁灭，读来令人深感震撼，让我认识到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让我困惑恶的惩戒机制到底在哪里。

比如，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一定不是那些最优秀、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是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人，是那些能把道德伦理放在一边，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活下来的人，他们不仅是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是见死不救者、助纣为虐者。

在获得自由后，不少人被奥斯维辛的记忆所折磨，不仅仅因为那些痛苦给其一生造成了创伤，也包括他们面临的道德拷问，使自己永远无法归于平静，最终他们选择自杀。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对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青年，这些事件联系着他们的父辈：在家中，人们会谈论这些往事；他们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地保存着。而对于８０年代的年轻人，这些只是他们爷爷的事情：遥远、模糊、“历史性的”。这些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殖民地帝国已经屈服于亚洲的人口压力和非洲国家对于独立的渴望。在新兴国家之间，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不乏斗争和悲剧。德国，分裂成两半，虽然有着不确定的未来，但已经变得“可敬”，而事实上德国手中掌握着欧洲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催生的美苏两极政治，仍然持续。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暴力，无论“有用”或“无用”的，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于偶发的个人场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为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于我们所称的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说，议会民主制或社会主义集团。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个新的“小丑” （并不缺乏候选者）去组织它，让它合法化，宣称它是必要的，是国民的义务， 从而让整个世界再次受到污染。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预言家、蛊惑者，以及只会吹嘘夸大、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那些人。 有一种下流卑鄙的说法提出人类需要斗争，人类不能没有斗争。也有人说局部冲突，在街道、工厂、露天体育场所发生的暴力，等同于广义的战争，而保护我们免于真正的战争，就像癫痫患者的小发作，免于他遭受严重的发作。也有人观察到欧洲从未有过长达４０年的和平，而这样长时间的欧洲和平据称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常。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这些都是强词夺理而可疑的观点。魔鬼并不是必要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惧）， 没有任何问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永无止境的拖延态势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情况，即超级力量带着热切或威胁的面孔相互对峙，却无法约束它们在它们“所保护”的国家中发动（或允许发动）血腥战争、提供尖端武器、间谍、雇佣军和军事顾问而不是和平的仲裁者。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植根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第一世界大战那毫无理性屠杀的血雾中，仍然残存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尊敬，残存着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丝人性，残存着对于条约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许会说“对于上帝的某种敬畏”。敌人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寄生虫。然而，在纳粹的“神与我们同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戈林（Ｇｏｅｒｉｎｇ）的恐怖轰炸之后，盟军报之以“地毯式”轰炸。对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毁灭，其本身，以及作为统治的工具，已被证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会了大规模压榨奴工的劳动力，可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国战俘在苏联也遭到了同样并加倍的压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精英的流失，同时怕被纳粹科学家超越的恐惧， 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在欧洲这艘巨舟日渐沉没之时，绝望出逃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怀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岛，犹太教不详的轮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战败之后，秘密流亡到各国的纳粹分子已经让几十个国家的军事领袖或政客学会了迫害和折磨的艺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众多专制者在他们的抽屉里都会有一本《我的奋斗》，也许会有一些小改变，只要替换几个姓名，它总会派上用场。 

希特勒主义的例子证明了在工业时代，即使没有原子弹，一场战争也能对人类造成多么巨大的毁灭。在最近２０年中，命运坎坷的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Ｆａｌｋｌａｎｄ）冲突，两伊战争，柬埔寨和阿富汗的种族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证明了（不幸的是，并非在数学家般严格的范畴中），至少有时，至少部分，历史的罪恶会受到惩罚：第三帝国当权者们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送上绞架；德国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所有长子都被杀掉”，整整一代德国人被大大削弱，整个国家被分裂，德国人延续百年之久的自豪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在开始时，如果纳粹主义本身没有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它的对手之间不会形成结盟，或者在战争结束前这一结盟就会被打破、消灭。纳粹和日本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场自杀性的战争： 所有这样的战争都应该叫人畏惧。 对于本书第七章“成见”，我最终要补充一点。随着时间流逝，青年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持地问我们：我们的“折磨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折磨者”这个词指我们的看守、党卫军，而在我看来，这个字眼并不合适，它让人们想起扭曲的人性、畸形人、施虐狂，有着先天的缺陷。恰恰相反，他们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智商，普通的邪恶，除了个别例外者，他们并不是恶魔，他们的面孔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在很大一部分，是勤勉的追随者和小职员，有些人狂热地坚信纳粹的教条，许多人无动于衷，或害怕惩罚，或追求良好的职业前途，或过于服从命令。在根据希特勒以及同谋者意愿所建立起来的学校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而错误的教育中长大成人。然后，在党卫军的“军事操练”中彻底转变。许多人加入党卫军是因为它所赋予的威望，因为它的无所不能，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一些人，事实上人数很少，随着内心的改变，要求调上前线，或小心翼翼地帮助战俘和囚犯，或选择自杀。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个德国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都应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在他们的责任背后，是在开始时接受了纳粹罪行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他们灵魂的懒惰，鼠目寸光的盘算和愚蠢； 是举国上下为希特勒上士的“溢美之辞”而自豪，追随他的脚步，只要运气和肆无忌惮仍然眷顾他；是随着他的灭亡而被一扫而光，遭受死亡、悲惨和悔恨的折磨；是历经多年才得以恢复的德国；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