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包括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它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的前提；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 的效率；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外贸政策。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 

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到底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力度，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一概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预过度了。

魁奈

他们还反对价格管制，只有让价格充分自由地浮动，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反对贸易保护，分工和贸易不仅对富国有利，对穷国也一样有利；反对用民主投票方式代替钞票投票的方式，选票不能反映选择的代价，民主选举只是避免交易费用过高的权宜之计，实施过多的民主投票，反而会导致更多的社会损失。这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成立。

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而这些正是为社会基础服务的。 

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它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权力资本化从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它要求相应的思想理论，并且形成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学的垄断；渐进改革逐步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剥夺性质日益明显，这就背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改革，都产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劳动者。

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经济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

当中一些人认为根本没有政府能运作的功能存在，一些人则认为应该限制政府只提供司法、治安、和国防以抵挡外国入侵（小政府主义）。

贫富差距太大，是因为商人太自由了，发展到惟利是图，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更谈不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贪官污吏也是太自由的结果，没有人监督，自由自在谁不想多捞一点。至于社会的道德沦丧，寡廉鲜耻更是人性的大暴露，是过分自由的结果。于是把当今的经济社会问题统统都推给了经济自由主义。而且经济学理论里确实有经济人的假定，假设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而且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立场还得到承认，说是社会创造财富的推动力。正因为经济人的假定，许多人认为当今的丑恶是和经济自由主义有关。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经济人的假定确实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中不但不反对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且还要求企业这样做。公有制企业的大毛病就是领导人不追求企业的利润而追求个人的利益。经济人的假定还要求个人或家庭要效用极大化，买东西要精打细算。总之经济学要求大家追求利益，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这样看来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责难似乎并不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错了，意味着市场经济也错了。那么我们整个改革就是走错了路。下一步就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去，这也给政府干涉市场创造了理论根据。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危险，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我同意经济人的假定有其片面性，它没有把经济人假定的背景条件明确地说出来。这个背景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们的利益都同样受到尊重。因此每个人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这个背景条件非常重要。它必须和经济人的假定同时列出来，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中外的大学问家都谈过自由。比较一致的意见都把自由解释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孔子说“六十而知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这个意思。不认识客观规律，自以为得到了自由，其实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不过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意义又更深一层。它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且还是行动的规范。我把经济自由主义解释成“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者更进一步“自由选择形成双赢”是为经济自由。为什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反而成为自己的自由呢？这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创造了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里，岂不是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个例子说明从个人的立场看问题不同于从全社会的立场看问题；从个人看是自由的减少，而从全社会看则是自由的增加。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自由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的自由太多了，干涉了别人的自由。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很缺少自由的。限制自己的自由，不要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们往往看到由于爱的方法不对，干涉所爱的人的自由，好事变成了坏事，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配偶干涉对方的交友，把原本美好的事搞糟，令人非常惋惜。即使对于自己的孩子，由于爱而不得不干涉他(她)的自由时，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旁人无权干涉。所以说，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在有些情况下，也给敌人以自由，可以化敌为友。所以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要麻烦别人，勉强别人做不情愿的事，是个人修养的一条原则。从社会上讲，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平等社会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享受的自由是同样多的，因此每个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人起劲地反对自由主义，正是那些想保持特权的人。当然也有少数不明白自由真意的人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反对自由主义，那是对自由的误解，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由主义。可是想保持特权的有心人，往往利用对自由的误解的人来反对自由主义，后者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最后损害了自己，那是很可悲的。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尊重对方的自由也是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原则之一。自己看不惯的事也不许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强迫别人也去做，往往是国家间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市场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资源，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大可能发生，而干涉自由的战争正在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就经济学而言，尊重各方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准则。只有平等自由的双方达成的交易能够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使一方受损的交易不可能同时为双方所同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双方得益，一定有财富的增加。否则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将受损。所以交换产生财富。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财富蓬勃喷发，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社会财富未必能够增加。靠剥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社会财富总量未必增加。剥削不能够使国家富强，创造才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在经济学里至关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剥削在所难免。国家不但不能富强，而且往往是内乱的原因。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很容易走向动乱。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一切交换都使双方得益。如果企业家赚了一百万，那么和他打交道的人也能同样赚差不多的钱。并不是企业家赚了一百万，社会就少了一百万。所以企业家赚钱对社会有功。这和我们普遍的认识大相径庭。传统经济学认为交换不产生财富，那么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损。交换是零和游戏。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交换的障碍和经济的停滞，甚至人民的内斗。把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看成是剥削者。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由主义有多么重要。

【拼音】：zì yóu zhǔ yì 

【解释】：主张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看法或人生观。 

【资料】：近代工业革命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浮上台面，例如污染、童工，和都市人口过于拥挤等。物质和科学上的进步增长了人类的寿命，减少了死亡率，也因此人口爆炸性的增长。而这造成了劳工过多的问题，减低了平均的工资。米尔顿•佛利民指出这个时代造成的现象不是贫穷人口增加，而使“贫穷现象更显而易见”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威廉•冯•洪堡则认为这些问题将会由工业社会自身进行修正，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在19世纪，多数的民主国家都延伸了选举权，而这些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倾向支持政府干预的政策，由于识字率的提高和知识传播的发达产生了在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行动主义。19世纪产生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成了第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裂出来的重要流派，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立法禁止童工和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 古典自由主义相信自由的哲学应该在每个领域都同等扩大（而不是在某些领域受到局限），他们非常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如枪枝管理法、平等权利法（Affirmative action， 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政策）、高税收、社会福利和支持公立学校。

罗斯福新政

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竞赛的失败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仅失去了增长的资本，而且当它们确有增长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那些权势阶层。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没有通过另一个检验。没人能声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市场在分配资源上是有成效的。例如在美国的住房政策上，就存在巨大的资源误配。

为那些无力购买住房的家庭新建的住房，最终因为几百万个家庭被迫离开，而被废弃和空置。即使那些谨慎借贷并维护其房子的模范公民，现在也发现市场将他们房子的价值压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固然，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资有一些短期的好处：一些美国人享受了拥有房子并居住在他们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大房子里的快乐（或许只有几个月），但是，他们和世界经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百万人在失去他们的房子的时候便失去了其一生的积蓄，而且次贷危机使全球经济陷于减速的泥沼。人们对此的预测意见越来越一致：这个低迷时期将持续很长时间并影响深远。

市场也没有为飙升的油价和食品价格做好准备。当然，这两个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的例子，一定意义上，这正说明了问题：自由市场的说辞在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当它为一个特别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被抛弃。乔治•W•布什政府公开为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服务的程度比以前的政府更为赤裸裸。或许，布什政府的少数几个优点之一就是在说辞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要比罗纳德•里根政府小。在里根所有的自由贸易说辞中，他随意地施加贸易限制措施，包括臭名昭著的对汽车“自愿”出口限制。

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他们被告知要停止对农业进行干预，因而将自己的农业暴露在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具有毁灭性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农民或许可以和美国及欧洲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农民无法和美国以及欧盟的补贴竞争。不出所料，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正在逐渐减少，从而造成食品缺口加大，并最终酿成最近的粮食危机。然而提出这个错误建议的人不必担心要去购买失职保险，因为所有的代价将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承担，特别是穷人。如果测量准确，历史将见证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简而言之，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尤其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

全球的愤怒情绪是很容易察觉到的。毫不奇怪，投机商人是这些愤怒发泄的主要对象，然而他们辩称：我们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价格发现”——换句话说，发现供应存在短缺。这是一个多么虚伪的答案。正是由于投机商人的炒作，价格上涨预期促使几千万农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把谷物储存一些待以后再卖掉，这样可以挣更多一点钱。小小的谷粒在全球几千万农民的合力下拉高了市场价格。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企图将市场失灵的过失转变成政府失职的责任。有人说过，美国政府应该对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房屋问题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的银行普遍对风险处理失当，并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恶果，但与此同时，那些经营这些银行的人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补偿溜掉了。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而且现在看来，显然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