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

自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回，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同时，在印度支那，当地人民的抗法战争进一步开展。为此，美、法帝国主义焦头烂额。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4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作为与朝鲜和印度支那关系密切的大国，中国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自1954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多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19543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指出“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

他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3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4月20日清晨，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分乘3架苏联伊尔—14飞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胡志明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同行。

4月26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即有“小联合国大厦”之称的万国宫）理事会会议厅拉开了序幕。

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5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发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

4月27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正式进入讨论朝鲜问题阶段。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担任会议主席。朝鲜外务相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3点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美国和韩国代表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主张按照韩国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

会议开到下午6时多结束，各国代表默默地离开会场。头一天的会场气氛凝重而紧张，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一目了然。

4月28日下午，会议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发言，英国代表艾登担任会议轮值主席。

美国代表、国务卿杜勒斯作了长篇发言。他没有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在回顾朝鲜问题的由来时对东方阵营进行了攻击。杜勒斯要求，将朝鲜问题放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由联合国监督朝鲜大选，他以韩国已经举行过这样的选举为由，要求联合国接纳韩国为成员国。

杜勒斯发言后，周恩来开始发言，这是新中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首次面对面交锋。

周恩来说：“五大国外长和其他有关国家外长们坐在一起来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周恩来说，杜勒斯的发言是不能接受的，“他的主张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绝对不同意”。

周恩来说：“现在，朝鲜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朝鲜的和平还没有巩固，朝鲜的统一还没有实现，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印度支那的战争还在进行。全世界人民对于这种情况正感到深切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使朝鲜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恢复。”

周恩来说，在朝鲜问题上，撤军是关键。“从朝鲜谈判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正式提出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现在，朝鲜已经停战，一切外国军队就更没有理由再留在朝鲜”。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相互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3项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在发言结束时，周恩来呼吁：“我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能够本着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共同努力，寻求途径，来解决会议议程上的这些迫切问题。”

在几轮的辩论和斗争中，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依托雄辩的事实、凭借高超的谈判艺术，艰难地推动着会议的进展。

尽管至6月15日，历时5l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入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即保大政府）、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朝鲜问题谈判破裂后，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

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

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周恩来前往艾登的别墅，与他交谈了1个小时。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艾登说，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如果对我们的提案有困难，可以商量！但是连限制性会议都不愿意开，我们的感觉是，美国就是要使任何协议都不能达成，这是他们的预定计划。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和解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和解必须来自双方的努力。我们希望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否则，和解之门就关上了。我想艾登先生是具有和解精神的，我们希望情况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周恩来告诉艾登，在军事上，柬埔寨和老挝确有抵抗部队。那里也确有越南志愿军，有的已撤退，如果仍有，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这就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让步。对周恩来的让步，艾登一听就明白了，高兴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他进一步说明，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样。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挝、柬埔寨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正式会谈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也曾一度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终于使会议实现了突破。

6月19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6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的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碌和奔波。7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月21日凌晨3时30分，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通过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斗争，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使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结束了法国在该地区进行的长达8年之久的殖民战争，这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巨大胜利，同时也为以后越南人民赢得全国范围内独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推迟了美国直接武装干涉印度支那计划的实施。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对亚洲与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印度支那的停战，消除了中国南部边陲的不稳定因素，打乱了美国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