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

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是“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者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把三者联在一起并构成为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新概念，则还有一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光荣旗帜”—“三大万岁”—“三大法宝”—“三面红旗”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关于“光荣旗帜”：在1958年夏到1959年夏庐山会议以前，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者还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作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庐山会议及其以后，这三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他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既肯定了取得的伟大成绩，也批评了所存在着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从“左”的思想出发，错误地认为“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也“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毛泽东给彭德怀扣上了令人震惊的这三顶大帽子，从而引起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特别关注，并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概是为了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

三面红旗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