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王充

王充（公元27年--公元97年），字仲任，

王充雕像

家族显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

王充著作论衡

哲学思想

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

论人性和教育作用

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王充指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论理想的培养目标

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但从总体而言，儒生优于文吏。因为儒生自幼“被服圣教”，受纲常伦理的熏陶，并有治国之道的研究，而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他批评当时重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

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他的培养目标，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具有独创精神；第二是“文人”，既掌握古今知识，又能从事政治工作，敢于向皇帝上书言事；第三是“通人”，能博通古今，虽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而以教授为人师者”；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的章句之生，这种人只比俗人强一点，对社会没有多大的用处。

论教学

关于教学过程

王充以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首先，他强调人的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闻见”是圣人积累知识经验的基本手段。闻见有两层含义：一是留心周围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二是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接受间接知识。王充认为，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 

其次，王充指出，教学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所谓“开心意”，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也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真虚实”"。

关于教学内容

王充作为古文经学的思想代表，仍把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他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但他反对墨守儒经章句，主张遍览群书，涉猎百家之言。因为百家中有“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它不仅能“使人通明博见”，而且可以改良当时的政治。

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

诠订于内

王充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所以他强调认识事物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

诠订于内”。诠订有各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实践。他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这是王充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学用一致

王充主张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他说：“凡遗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融合贯通，运用于实际，解决问题。

距师与问难

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尤其是在教育管理上，恪守师法家法，造成学者知识面狭窄，思想僵化，“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结果是以讹传讹，谬种遗传。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他主张破除对教师、对古人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即使对孔子、孟子之言也不可盲从。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划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的教育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王充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王充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充像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

王充读书

王充读书

王充少年时代，父亲就去世了。王充竭尽全力奉养母亲，后来到了京城，进太学学习，拜当时着名的学者班彪做老师。他喜欢广泛地阅读，善于抓关键问题，因而进步很快。

王充读书非常专心，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又很强，所以只要读上一遍，就能记住书的主要内容，甚至能够背诵某些精彩的章节。但是，家庭穷困，买不起很多书，为了满足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王充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当时的洛阳街上有不少书铺，王充便决定把书铺当做他的“图书馆”，每天吃过早饭后，他就带上干粮，到书铺里去阅读出售的书籍。不分春夏秋冬，不论晴天雨天，他读了一册又一册书，跑了一家又一家书家书铺。就这样，他终于读遍了诸子百家的重要着作，掌握了书中的基本精神。

王充由于出身贫苦，因而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劳苦人民实际生活的情况出发的。他在读遍了诸子百家的主要着作之后，对于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的说教深感不满，下决心给予严厉的批判。于是便集中精力独立思考，着手写书。为了不耽误时间、不打断思路，他在住宅的门上、窗上、炉子上、柱子上甚至厕所里，都安放了笔、纸，想一点，写一点，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他终于写成了充满着批判精神、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辉的《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