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

仲长统

仲长统（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今山东省邹城市西南部）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仲长统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长于文辞。少年时敏思好学，博览群书。20余岁时，便游学青、徐、并、冀州之间。仲长统才华过人，但性卓异、豪爽，洒脱不拘，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称为狂生。凡州郡召他为官，都称疾不就。到汉献帝时，尚书令荀彧闻其名声，举荐他为尚书郎，之后，曾参与丞相

仲长统自幼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青、徐、并、冀（今山东、淮北、山西、河北）等地游历访学，扩展了自己的学识。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当时的并州刺史高于是袁绍的外甥，向来贵显有名，门下网罗了不少游士。仲长统去拜访他，很受敬重。高干以当世事务向他请教，他指出了高干的毛病在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提醒他应深以为戒。高于十分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逆耳之言。

仲长统批判了“神的旨意”。他认为创业者夺天下，建立霸业是由“人事”所致。同样，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也是由“人事”所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天命”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教，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这在两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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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

仲长统

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竟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专制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己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仲长统在思想中虽说有唯心主义的糟粕，但他一生，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主张是他思想的基础方面。他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唯物主义武器，批判了两汉时期宗教神学的喧闹，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位伟大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

仲长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当时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主张废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他对于外戚擅权尤加谴责，提出人君不可与掌权的大臣结为婚姻关系，已经结为婚姻关系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权执政。

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然持儒家“德主刑辅”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刑罚为之佐助”；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当“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简、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治”、“乱”在于用法者。他认为，国家 “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恢复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西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下诏废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后，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东汉末期甚至开展争论。仲长统也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 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

仲长统的思想和才华集中表现在《昌言》之中。

仲长统

在《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

《

清代的严可均在评价仲长统时说：“然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非过誉也”。（《全后汉文》卷八十八》）。清人马国翰也说：“其言时事，切中利弊，缪熙伯以董、贾、刘、杨拟之，洵非溢美”（《玉函山房佚书》第十一函，第五十四册）。 

然而，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使他理想破灭，信仰动摇，并对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在极度苦闷之中，他便想超尘拔俗，避世高蹈，《后汉书》说他“常以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减，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仲长统本传）。

总之，仲长统对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习各个方面；从专权擅政的外戚、宦官，到贪欲昏聩的皇帝，他都顺笔予以抨击。他把社会祸乱的根源归之于“愚主” ，而希望明君贤臣改革弊政，实施正确政策，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但是，黄巾大起义的风暴，以及变乱相继的政治现实，又使他看不到本阶级的真正出路，因而产生悲观绝望情绪。其思隐居避世、慕老思玄，即这种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