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升

范升

东汉易学家范升字辩卿，东汉代郡(今张家口阳原县)人。《后汉书》有传。

范升从小就成了孤儿，被外家亲戚收养。他9岁就通晓《

从范升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死啃经书、食古不化的书生，而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相当敏锐的政治见识。他善于观察分析形势，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他能够受到刘秀的重视和礼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汉武帝把儒学抬到独尊的地位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以讲求忠孝仁义为本，以孔夫子的传教为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背离了这些经训，那就会使封建统治的秩序发生混乱，政治思想的统治就会动摇。从西汉后期以来，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经学的本源和师传，不使异端学说混杂。范升不愧为明智的儒生，他认为，只有讲《

范升，字辩卿，生年不详，卒于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东汉代郡（今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

范升字辩卿，代郡（今河北省阳原县）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鹜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qíài (古以六十岁为耆，五十岁为艾。泛指老年人)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如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读书， 9岁时就能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就专门研究《易经》和《老子》，并以教授生徒为业。范升所研究的《易经》，是西汉宣帝时由梁丘贺这个人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梁丘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