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之推

介之推

介子推（？——公元前636年）晋国贤臣，又名介之推，后人尊为介子，春秋时期，周朝晋国（今山西介休）人，生于闻喜户头村。长在夏县裴介村，因“割股奉君”，隐居“不言禄”之壮举，深得世人怀念。死后葬于介休绵山。晋文公重耳深为愧疚，遂改绵山为介山，并立庙祭祀，由此产生了（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历代诗家文人留有大量吟咏缅怀诗篇。

介之推

固然，作为春秋贵族，介子推的言行处处渗透着迂腐愚昧的成分，但是，介子推“舍身赴义”的洁芳善行，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介子推不言禄的行为也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体现，正因为如此，黄庭坚赞叹道“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宋

介之推

寒食是清明前一天。寒食节与介子推有关。介子推自焚是大家熟悉的典故。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文公的大臣。介子推曾在文公流亡时，为饥饿中的文公割股献食。但文公归国后封赏群臣，却偏偏忘了这个为自己割肉的介子推。介子推心灰意冷，辞官归隐山林。文公幡然醒悟，于是到山林中求介子推出来受封。但介子推已然被晋文公伤害，不愿接受文公的弥补。文公以烧山逼迫其出山，介子推仍然不出，最终烧死在山中。

据说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寒食节是清明节前一天。因为介子推被火烧死，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在这一天严禁烟火。严禁烟火的结果就是只能吃生冷食物。于是名之为寒食节。

但介子推的故事却仍然经历了一个“层累造成”(顾颉刚语)式的流变。介子推的形象随着历史不断变化，已渐渐偏离了其原初形象。《左传》是最早记录介子推的古籍，但《左传》并没有介子推割股献食的故事，也没有介子推自焚的记录。《左传》中的介子推只是一个不贪天之功以为己有的诚实人。《左传》的记录是晋文公赏赐群臣，唯独没有赏赐介子推。于是介子推便带着老母回到山中隐居。介子推说：“晋文公是依靠天命才做了国君。那些臣子却接受过分的赏赐，岂不是太荒谬吗？盗窃别人的财产，尚且被视为盗贼，何况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呢？国君赏赐奸邪，而臣子以奸邪为常，这样的世道，如何与之相处呢？”介子推的老母说：“你就算是愤愤而死，又有什么用呢？何不也和那些大臣们一起受禄？”介子推说：“错误的事情如果仿效，那是错上加错。我既然对他有了怨恨，那就不再受他的赏赐。”介子推母又说：“那你何不让晋文公知道呢？”介子推说：“语言，只不过是身心的文饰。既然我打算隐居，又何必文饰呢？如果既隐居又文饰，这说到底还是求名。”于是介子推和老母便隐居于山中，终此一生。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倍受质疑。比如钱钟书先生就认为，这段对话只发生在深山中的介子推母子身上，并没有第三者在场，《左传》的作者又是如何得知？钱钟书先生的质疑或许没有认识到，古人修史并不只是为了纪实，而是为了明理。正如晚清大儒皮锡瑞《

介子推忠君赴义、鄙弃功名利禄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后人不仅造了个“寒食节”来纪念他，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来祭奠他，文人雅士登临题咏、寓兴抒怀的就更是不胜枚举。这样的讴歌绵延不绝，贯穿数千年，其不动声色的道德教化，使人们不假思索地形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很少有人对介子推的所作所为投以审视的目光。

其实，按照《左传》和《史记》的说法，介子推隐居之前，晋文公曾遍赏“从亡者”，可独独“不及子推”。后人多以为晋文公薄情寡义，而李渔在其《笠翁别集》中却说：“予独嘉其有识。”大赞晋文公有眼光，会识人。确实如李渔所说，“割股奉亲”这类非常之举，本是“人子之事”，且“必于亲疾垂危之日，万不得已而为之，求以自尽其心耳。”而主仆之间虽然关系密切，毕竟比不上血脉相连的亲人。介子推做出这样的举动，未免有些不合常情，难以理解。和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人叫易牙，本是齐桓公的厨师长。易牙为了让主子吃得好吃得爽，竟然把自己的儿子烹了献给齐桓公打牙祭，由此得到齐桓公的欣赏，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佞臣。因此，李渔的结论是，大凡做出的事情超越常情常理，必定不是顺乎本心，而是希望通过“奇能异行”，获得日后的“非常之报”。“割股奉君”就是这样的苦肉计。

跟随重耳逃亡的并非只有介子推一人，而是一群人。情况如果真的危急到了需要“割股奉君”的地步，那肯定是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充饥之物了——但凡有一点食物，他们是一定会奉献给主子的。那么，其他人又是靠什么没有被饿死的呢？因“割股”而创伤的介子推，又是靠什么渡过难关的呢？所以，重耳等人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应该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致命”，而介子推之所以作出“割股奉君”的举动，也并非迫不得已，而是表忠心的一次“非常秀”。

历来品评一个人，主要看德与能。在德的方面，介子推“割股奉君”反映出他有“望报之心”，表面上忠心耿耿，实际上动机不纯；能的方面，我们迄今也不能从史书里找到资料能够证明他具有非凡才智。这样看，介子推原本就是从亡之人中的平庸者，并无多大功劳，不过有些苦劳而已。名单里没有他，其实很正常。或许晋文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而不是出于什么深远的考虑而故意漏掉他。

但是很显然，介子推失望了。封赏完了，晋国的宫门之上很快就贴出了这样一首鸣不平的诗：“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还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大意是说：随从晋文公流亡的贤士五人中，四个人都得到了应得的封赏，唯有“割股奉君”的介子推还没着没落，不公平啊！

这首诗，是不是出自介子推之手，无从考证了。宋朱熹《通鉴纲目》里说是他的“从人”所写。不管怎样，我相信诗里道出的的确是介子推的心声：因有所图而“割股奉君”，既不能得逞所愿，必然生怨愤之情。 《诗经》里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介子推显然也“思服”了，“思服”的结果是怨恨，是反目成仇，是退隐山林。

有人说，介子推是不屑于和其它从亡者同朝为官才退隐的，说明他品行高洁，堪为楷模。我想，这恐怕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如果介子推是在被晋文公步步紧逼要求出仕的情况下无奈退隐的，或许还可以解读为品行高洁。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晋文公本来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封赏介子推，介子推却莫名其妙地退隐了。如果真的想退隐山林，为什么不在晋文公返国后就离开，而非要在晋文公封赏从亡者而未及己的情况下才走呢？难道说，他老人家能掐会算，竟然从门庭冷落中车马稀看出了晋文公要逼他出仕的强烈危机感？岂不荒唐！

古人称立功、立言、立德为“三不朽”。世上大多数人既没有能力立功，也没有智慧立言，于是一窝蜂地挤到“立德”这条道上来，多有怀诈心、矫情者充斥其间。要想辨其真伪也不难，以常理常识推之即可——凡言行不合常情常理的，难保不是怀有“望报之心”的假道学。介子推“割股奉君”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