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

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使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而剩余产品的出现成为阶级产生的物质前提。

时效波先生在2004年7月《齐鲁学刊》中的《人的利己本能与人类社会发展》一文中，这样表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原始社会（生存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相对于人类需求而言发生了质变，人们创造出的产品除了能满足生存活命这一本能需求外还有剩余。避免强体力劳动，不劳而获成为可能，摆脱繁重乏味劳动也有条件并上升为人类又一主要需求，发展生产力获得消费产品与摆脱繁重乏味劳动成了劳动者自身需求的矛盾统一体。获得消费产品要求发展生产力，而摆脱繁重乏味劳动又是脱离劳动、懈怠生产力的表现。因此，也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人类自身间的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 ”

二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使阶级的出现成为现实。 

阶级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而区分的。历史上已有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些都是因为在物质生产为主的社会中，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分离才产生阶级的。在农业社会中，农民在生产第一线，但农民却不占有土地；在工业社会中，工人不占有工厂设备。而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由于生产资料主要是信息，信息可以共享，而且只有掌握了信息的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工程师），方能从事知识生产。这时，知识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信息与知识生产者是融为一体，不能分离的。所以在知识生产领域中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根据阶级的概念，它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1）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首先是指阶级这个人类社会共同体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形成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其余的特征都是由这一本质特征派生出来的，这就是阶级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其次，划分阶级的首要依据是经济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此，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

（2） 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

人类社会不是从来就有阶级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是与生产力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又不充分的情况相适应的。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人类才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社会集团。其中，富人成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奴隶主；穷人即贫困者和战俘沦为奴隶。从此，人类便进入了阶级社会。

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个不同的社会形态，阶级状况也因此而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不过，人类社会这种阶级分裂现象也不是永恒的，“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3）阶级是一个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政治主体。

在阶级社会的一定社会结构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国家，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即成为拥有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主体。由于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与统治阶级同时产生的其他阶级则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可见，阶级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并以经济关系为纽带而成为政治社会的政治主体，参与政治过程。阶级具有基于共同的经济地位而产生政治倾向的一致性；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产生心理习惯的相似性；以及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理想追求的聚合性。

就阶级的实质而言，它是个经济范畴。

 “阶级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没有剩余产品，不存在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劳动的可能性，因而不存在阶级。阶级的形成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相对发展不足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214页）

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

在中国和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

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阶级”既指官位俸禄的等级，也指社会伦理制度，即“礼”规定的等级秩序。《新书·阶级》曰：“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三国志·吴志·顾谭传》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没有官位的“老百姓”，在古代通称为“庶民”。“士”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有的是拿俸禄的“食邑”的官，也有的是自食其力的“食田”的民，所谓“学而优则士”。所以古时有“士大夫”和“士民”的称谓，但后来“士”通指“读书人”。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

在西方过去有文字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等级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等。

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和关注，是法国和英国近代史学的新传统。此前，史学界解释历史变迁的主流观念是：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变动，而这种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支配人们个体理性选择或集体行动的思想动机中去寻找。法国和英国近代的部分史学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和史学的新学派。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变革。他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新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是物质生产，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哲学等等。在此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和推进，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因为它是革命的实践学说。在阶级矛盾激化的19世纪以及随后的时期，马克思的学说得到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指导学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经典作品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毛泽东思想阶级学说的经典作品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被一再地简单化和扩大化，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阶级矛盾”。毛泽东在60年代甚至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致于人们一听说进行“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份”，似乎这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话题。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淡化阶级斗争的提法。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理论中，“阶级”或“阶层”，都是指按一定标准来区分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在过去中国语言里，阶层一般是指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群体或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群体。而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阶层”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是为了有别于在政治上“划阶级、定成份”的做法。

研究一个概念的演变，绝不仅仅只是考察其字面上的意义，正如剑桥学派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所说的那样：“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以及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考察“阶级”一词的含义，就要从“阶级”这个概念在不同人和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社会背景之下所表述的不同含义入手。 

“阶级”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lass”。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以及不同论述者那里，表达的含义存在诸多的差异。列宁曾对“阶级”作过这样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在这里，列宁的“阶级”概念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首先是一个“集团”，并且与“社会劳动”相联系，它不具备个体的特征。 

在中国，“阶级”一词古已有之，它有以下几种解释：台阶、尊卑上下的等级、官的品位与等级、阶段或段落等。显然，“阶级”一词在中国古代或近代的基本用途是区分类别、等级，其含义主要是官位俸禄的等级和社会伦理制度，即“礼”规定的等级秩序，与后来政治学或经济学上的含义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决定性标准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了解，早先主要是通过对日语社会科学论著的翻译来实现的，其形式要么是通过欧洲语言原著的日语翻译，要么是通过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的引介，而这种语际跨越的过程，又是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桥梁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人理解的“阶级”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键性词语，是与日语中“阶级”一词的解释意义联系在一起的。 

在日本明治时代早期的英日词典中，“階級”一词（日语读法为“kaikyū”）也仅是作为“台阶”、“等级”的对等词。后来，西方社会主义的日文文献里，该词就被赋予了“社会阶级”的含义。1899年由东京的Minyūsha出版社出版的《現時的社會主義》（MG）一书中出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表述，即“生活奢华的阶级”（ogorerukaikyū）和“饥饿的阶级”（uhetarukaikyū）。这里的阶级意思已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含义相近，都具有以占有社会资料的多少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特征。 

1903年，较早在汉语中使用“阶级”新含义的梁启超，曾经对中西社会作了这样的分析，认为“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梁启超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现象。1902年9月，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谈到人类进化的归宿时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故麦喀士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在梁启超这个时代的国人，对社会阶级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一些学者对西方阶级理论的简单介绍上。 

1903年2月，马君武撰文介绍西欧社会党人时，开始注意到西方现代阶级的存在：“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在马君武看来，对于“社会党人”来说，“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早期雏形）和“劳动者”（“无产阶级”的早期雏形）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以拥有的财富（资本）多寡来加以区别的。这里的“阶级”是否具备政治意义，似乎不明确，至少马君武没有作出这样的分析。因而，只能认为，马君武意识里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定政治社会集团，即还不是涵盖政治斗争的“阶级”概念。同时，马君武还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则家奴、农仆、雇工三者常兼包并容，而无显然分划之阶级，至今尚然。”马君武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其原因，或许可能当时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分裂状况还不太明显，或许可能用西方的“阶级”概念来套中国的情况，未必适当。但不论原因如何，此时国人对中国社会的阶级认知，尚处在一个经验性的经济分析阶段上。

“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 

同年10月，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成中文。在这本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中，幸德秋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近世工业，一经兴隆，瞬息之间，席卷地球，到处压倒个人之小产业者，有如风扫落叶，遗片无留。业利全失，不得已弃其个人小器械，向大工场而趋，其所自得者，亦惟赁银而已。加之封建之制度废，土地之兼并盛，地方小农不得不竞出都会，求衣食于赁银。而自由独立之劳动者，渐就绝迹，赁银之劳动者，日益加多。于是社会分两阶级：专有生产机关，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为一级；食力以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为一级。彼疆尔界，鸿沟截然。此社会生产与领有之间，已现地主资本家与赁银劳动者之冲突。”这段叙述，提示了西方现代意义的阶级构成，主要是由雇佣劳动关系引起的，并且已注意到“冲突”的现象。但是，幸德秋水所述的是西方的对象，国人只是从这里了解了“阶级”，它还不是中国的经验。 

梁启超在1904年描绘了其在纽约亲见的现代西方的阶级现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但梁启超此文的用意，并不是对这种现象的赞赏，而是对西方社会中阶级贫富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忧虑而希望中国能避免这些弊端。这种希望在中国避免出现阶级分化的想法，在孙中山那里也一样存在。1905年，孙中山再度到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表示：“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在梁启超、孙中山的观念中，阶级问题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反过来说，分析或解决社会问题，似乎还用不上“阶级”这个社会科学范畴。 

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提出了两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的说法，认为“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原文如此——笔者注）之二种也。”在这里意识到“富绅”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显示，在理论上，宋教仁已意识到社会结构因“阶级”而分裂，分裂的代价必然是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样，对“阶级”的理解正在向现代的“阶级”意义靠拢。与宋教仁同时，朱执信在提到俄国社会阶级状况时也称：“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这里触及到“阶级”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预示了“阶级”一词开始成为政治分析的用语。从经济学分析用语，演变为政治学分析用语，是“阶级”这个概念，在汉语世界内涵定型的关键认知。 

晚清中国是一个社会动荡时代，不但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会阶层不断地分化，尤其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早期工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开始生成，革命与改良的政治主张为此而激战，而且社会思潮也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启蒙思想洗礼，人们开始以新的观念看待中国与世界；中西思想的交汇，大量的西学用语开始在思想界流行，许多概念在译介与运用的交错中，被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阶级”这个概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一个概念能否被本土经验所使用，能否在理论领域被运用，是这个概念形成解释意义的标志。“阶级”这个概念，在晚清已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用词，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概念。 

以“阶级”概念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20世纪初，思想界、理论界的运用还是相当肤浅的，对“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很模糊，并且大都没有对“阶级”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往往只是对西方社会中出现的阶级现象作负面的评价，以此作为对“阶级”概念的理解。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阶级”这个概念才在中国固定下来，并得到普遍的应用。1919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kawakami，参照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现象，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阶级（kaikyū）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同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吸收了Kawakami的观点以及“阶级”一词的用法，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篇文章所讲的“阶级”，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社会集团，并且有了阶级自觉，他说“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这个说法，已经与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相去不远了。 

“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理论思想界的流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有相当大的关系。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共产党宣言》“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中的一段话；1919年《每周评论》第16期上，刊出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文字，但这些零散的译文，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直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现后，有关阶级的理论才在思想界被全面了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例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总体而言，“阶级”这个概念，经过1920年代流传，逐渐成为思想理论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1929年的一本社会科学词典给“阶级”下了这样定义：“各时代各国家的住民常常根据收入和得到生活资料的样式而分若干集团。……这个集团就叫做阶级。……阶级的特征是牠的构成各员关于共通的经济利害互相团结的，全体讲来对于国家全体收入的分配是和他们斗争的他的阶级是对立的（原文如此——笔者注）。为了阶级利害的维持和增大的对抗，就发生政治的对抗了。因此阶级就可用下列的说法：——阶级是由经济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结合的集团。”这一定义显示“阶级”有这几个特点：第一，阶级是特定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第二，阶级是一个集团相对于另一个集团而言的，没有不同利益的团体或个体的相互对抗关系，就无所谓阶级；第三，阶级与阶级之间会因本阶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发生阶级斗争。词典中的概念定义，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知识的综合，它在一般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共同认知。显然，词典的这种早期“阶级”认知，尽管已经涉及“阶级”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也将这个概念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如词典在“阶级斗争”条中称：“这个阶级斗争的原理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结论的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但将“阶级”这个概念精确化与理论化，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中共早期理论中的“阶级”分析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史上的新型政党，其甫一建立，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展革命运动。革命运动需要革命力量的组织，而革命力量的来源，首先取决于对这种“来源”的分析，也就是说，应当对中国社会阶级性质作出判断。毛泽东所谓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引入，正好为中共解决这个“来源”问题提供了理论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范畴，它的首要特点是抽象性，这种抽象性必须由具体的形式来表现。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社会划分为两个具体的阶级，即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1888年，恩格斯在给《共产党宣言》所加的英文注释中，又分别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下了比较完整的定义。他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恩格斯的这种具体界定，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范畴，中共早期理论接受了其中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表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用词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但那时还不是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种汉语字符来表达。1901年1月，由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上，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社会党镇压及社会政策》的译文，其中称：“工人会党年报共销五万部，无论何地，必散布此等新闻纸以广传社会主义，意欲使无恒产者与资本家相抗而为平民者与政府中反对。”这里的“无恒产者”和“资本家”，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早期汉语译名。 

在“阶级”一词译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针对具体的“阶级”如“资产阶级”等的译名，在早期并没有统一的汉语表达。1903年，由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一文中，使用的是“资本家”和“劳动者”：“质而言之，劳动者，资本家之牺牲以其劳力之过半，而食其力；而资本家之使役劳动者，不过以交换之价格，给与彼等之生活。”1904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同样这样表达：“自是以往，劳动者，无息肩期矣。资本家因其所得，益扩张之，发而愈多，遂成积重难返之势。”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把“资产阶级”表达为“富绅”（Bourgeois），而把“平民”作为“Proletaruns”即“无产阶级”的同义词。同时，他又使用了“资本家阶级”和“劳动阶级”的说法：“现今之社会制度，资本家阶级愈掠夺劳动阶级之政治的权力，使劳动阶级之经济的状态，益益危殆。”几乎在这同一时间，朱执信还用“细民”和“豪右”来表达西方术语“Proletarians”和“Bourgeois”。 

20世纪初的头20年，尽管思想界对“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的译法不一，但主体上都有汉语“资本者”、“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表达意义。直到1919年，KawakamiHajime第一次在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使用了“yūsan－sha有產者”和“musan－sha無產者”，“Bourgeois”和“Proletarians”才在汉语世界里进入人们的视界。后来，李大钊接受了这种译法，并在文章中大量使用，他在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到：“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1920年，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其中，他也大量使用了“有产者”、“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无产者阶级”等用法。他把第一章的标题翻译成“有产者及无产者”，正文中也有“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译法。同年，蔡林彬（即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提到“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 

至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用语就基本定型，并成为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专门词汇。陈独秀是第一批使用“资产阶级”这个新词的人之一，1920年9月，他在《谈政治》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 

1921年2月，《改造》第三卷登载了蓝公彦的文章《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也完整地使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词。文中写道：“阶级战争四个字也是不确实的，因为人类经济的组织决不是那样的简单，一部分是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硬分的。”显然，蓝公彦不认同现代社会存在的这种阶级划分，他是在反面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1922年，励冰（即李乐天在《先驱》上，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后序》一文，多次正面使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词。在谈到这两个阶级与专政的关系时，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也和资产阶级专政一样，同是历史上必然不可免的历程，不过无产阶级以专政为取消阶级的手段，资产阶级以专政为保持特权的目的……”他还描述了无产阶级的状况，“无产阶级自有史以来，即为奴隶的，被压迫，被夺的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面，他的地位不独没有私毫增进，反降到不能生存的状况下面……”同一年，伍豪（即周恩来）在《少年》第五期上发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也使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无真实力量又无团结训练，以致［制］宪运动民主革命均无建树，国力政权终落到无产阶级手里，使十月革命独著其功勋了。”这些现象表明，迟至1920年代初，“阶级”概念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子概念，已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普遍使用，尤其是在中共理论范畴里，被大量地用于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之中。 

当然，一个概念的译名是否得到认可，并不仅仅是一个汉语字符形式问题，它更多的是隐喻着人们对概念内涵认知的提升。概念往往是以符号形式出现的，对其指称意义是否明确，直接反映一种理论是否能够正确把握现实。因此，中共早期理论当中，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通常都是在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中出现的，这个过程反过来也反映中共对这些概念的认知程度。 

阶级力量的构成是中共推进革命运动的决策基础，那么，中共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呢？无疑，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无产阶级是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正如《共产党》第五号上描述的那样：“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分子，没有了他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实行的”，这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对无产阶级的高度重视性，此时，“最有力的分子”成了无产阶级的代名词，而无产阶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工人和农民。中共在早期的社会活动中，工人与农民就被看成两大依靠的阶级力量，因而，从“阶级”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工人成分与农民成分，就成为中共早期阶级理论分析的对象。 

中共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中的阶级结构观察，早在1920年12月的《共产党》月刊第三号上，就有一篇关于对农村阶级的分析文章。该文中把农村分为四个阶级，即“土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和“穷光蛋”。这样区分显然是极为粗糙，但却具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就是作者试图以农民可接受的通俗语言，告诉贫穷农民们，农村社会之所以存在这几种“阶级”等级，“这并不是你们底运气不好，他们底运气好……你们不要埋怨自己底命运不好，你们只要埋怨现在的制度不好。”作者的目的，尽管是试图鼓动贫苦农民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但这种鼓动却变成这样一种号召：“你们想一想我们应该大家共有的土地，为什么少数的人，硬要说是他们的？”“这是他们从你们底手里抢去的。你们要快起来抢回来呀！”这种“抢”如何能得手呢？文章托出这样一个精巧的用意：“你们自己快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抢”与被“抢”之间的冲突，是农村社会阶级矛盾的通俗表达，而一个“抢”字，也将农民的“阶级”特征，乃至农民阶级革命的特征，朴素地作了形象的表达，这或许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粗浅感受。 

对于农民的阶级构成，1922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分析道：“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显然，此种分法与《共产党》月刊上对农民的分类表面上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实际上已有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理论分析的进一步精确。然而，中共早期对“阶级”的认知，总是处在不断深化过程中，对农民这个阶级的认识也是这样的，这可以从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看出。首先，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存在“半自耕农”这个群体，即“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的群体。其次，他认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这两种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一起是属于半无产阶级的，而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才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在这里，带“工”字的表述，意味着毛泽东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定位，显示毛泽东更在意“雇用工人”意义上的农民。在农民“阶级”内涵中带入“雇用工人”的因素，显然是很特殊的。这种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队伍中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理解。 

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又把农民分成三种，即佃农、自耕农和半佃农，并且三种农民之中又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此时的分类，不仅仅是用以往的田地数量（耕地亩数的多少）为标准，还考虑到田地的质量（即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的次数等）。将农村主要生产资料——田地的质与量，依据占有情况，作为划分农民阶级等级的标准，表明中共此时已注意到，“阶级”性质的认定，必须与生产资料占有相联系，这应该是“阶级”概念认识史上的进步。1928年，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乡村阶级斗争的深入，中共颁布了《土地问题议决案》，在分析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时，再次把农民分为富农（刮削雇农劳动）、中农（有余裕的可能而且有时能用雇农）、雇农（农村中所谓的短工长工）、小农（不用雇农的小耕作农，勉强可维持贫困的生活）和最小农（以兼做雇工所得工资为主要收入）五种。这种划分，显然为中国革命争取力量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阶级成分，固然是中共首先必须要观察的对象，但作为无产阶级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则是构成中共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因此，如何定位工人的阶级性质，就事关中共的革命事业。正如瞿秋白所认识到的：“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彻底的、最勇猛的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只有工人阶级是民族革命运动里的最彻底的最勇猛的主力军”。因此，中共早期阶级理论关注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分析和论述，完全出自于中国革命“力量”的考虑，革命的“力量”构成，成为中共推动的革命运动是否可能的关键因素。从这种现实背景出发，年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就从数量和组织的角度对中国工人做了详细的论述，以此来证明工人阶级作为一种“力量”的意义。首先，邓中夏对产业工人的总人数做了调查：“据我们最近的考订，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一百八十五万余人。（手工业工人当然不在其内，合手工业工人总人数据农商部民国四年的统计，是一千余万人）。”然后，他把产业工人分成八类，即制造工厂工人、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市政工人、农业工人、政府直辖工厂工人和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并对各类工人人数做了细致的测算。最后，他得出结论：“我们（指工人阶级）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絜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比较起来，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罢。”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也对中国工人阶级做了分类。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主要有产业工人（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和都市苦力工人（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还包括粪夫清道夫等）。同样，他也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1926年中共文献中也对中国的产业工人进行了分类，把产业工人分成九种：“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各种产业尚在幼稚时代，但在这一年以内，按照产业而形成最重要的工会，计有铁路、矿山、海员、纺织、码头、印刷、邮电、烟厂、铁厂九种，这九种产业工人，确是我们最近运动之基础，而这九种产业工会，实是革命发展的工具，所以现在之工人运动，当注全力于此。”不过，这种分类仅仅是职业的区分，并不是阶级内部等级划分。但是，以上对工人阶级分类的论述，不仅仅体现出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因这种分类，使中共对于工人阶级的现状有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把握，有利于中共根据实际情况展开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是中共开展革命运动最大的依靠力量，那么，作为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中另一重大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中共又该如何看待呢？早在1923年，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就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分类，指出“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第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第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叫做官僚资产阶级；第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民主革命取消极的中立态度。陈独秀这种划分，并非一种凭空想象，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理论反应。显然，陈独秀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中国国民党一方面要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使革命的资产阶级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封建军阀；另一方面也希望国民党要引导中立的小资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免使其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就这种意义而言，陈独秀的分析，符合中共的革命策略需要，也是早期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认识的结果。 

192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把资产阶级分成三种：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二是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三是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指的是中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没有笼统地使用“资产阶级”一词，在中国，是否存在可以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此时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种疑虑。但从这种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观察，认为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该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分对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因此，对该阶级的革命策略也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1920年代，中共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分析，大半是根据中共的革命策略的现实需要来确定的，这种分析方法，在理论上是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理解，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共在理论上对“阶级”概念的运用，已开始将这个概念转化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分析。这就意味着，中共早期的阶级理论，一方面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避免了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生搬硬套。　

“阶级”与“阶级斗争”宛如一对孪生兄弟，形影相随。在中共早期理论当中，一旦“阶级”成为分析社会问题的概念，那么，相伴随的“阶级斗争”概念也就成了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斗争”一词的含义是“矛盾双方的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在十九世纪的英汉或者汉英词典中，与现代意义上的“斗争”对等的词是“争斗”，而表示双方冲突的“斗争”，是在二十世纪初才产生的。“争斗”一词在中国古汉语里的含义是“斗争和打仗”。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阶级斗争学说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1883年，恩格斯在转述马克思的思想时曾说过：“（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但中国人在最初的转译“阶级斗争”这个词语时，出现过几种形式。1903年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使用了“阶级竞争”一词，他说“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这在中文里是较早出现的表示阶级间冲突的词语。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多次使用了“阶级争斗”一词，这种用法符合中国古代汉语的规则。文章中，朱执信在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时，这样表述：“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后来，他也采用“阶级竞争”和“阶级战争”这样的用法。1906年，他在《民报》上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时说：“然则言革命客体为一阶级者，近于不论理。但自实际之方面言，革命者，阶级战争也。自革命之方立言，则为此运动之阶级主体也……”在谈社会革命的手段时又说：“社会革命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及其既成功，则经济上无有阶级。虽受富之分配较多者，亦与受少同等，不成为特别阶级……”同一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使用的则是“阶级斗争”一词，他“将无产阶级运动称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开端。”这一用法，后来虽几经变化，但最终还是延用了下来。 

1919年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尽管仍然使用“阶级竞争”这一用法，但他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并且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李大钊对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是比较到位的。 

显而易见，20世纪的头20年，思想界、学术界用于表达阶级间斗争的用语并不固定，主要使用的是“阶级竞争”、“阶级争斗”、“阶级斗争”这几种汉字形式，这几种用法经过了长时间的选择后，最后被“阶级斗争”这种用法固定下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本阶段的纲领，其中就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这样的提法，从这时开始，“阶级斗争”这种用法就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但却较为准确的表达的形式。 

在中共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共在理论和政策中，十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中共当时面临的多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但从理论认知角度上说，以下几个因素，应当是主要的： 

首先，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以及苏联经验的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人类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现象，并且认为，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斗争。这个理论揭示出了阶级斗争的实质和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共领导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被中共看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结果。 

其次，由于中国现代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中共必须采纳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无产阶级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生的，并且从一开始出现就注定了是与资产阶级相互对立的。中共既然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也就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这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再次，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资产阶级走上富强的道路，且中国的社会阶级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要想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必须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共同的斗争。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为中共号召团结更多的阶级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提供了精神武器。 

最后，中共强调阶级斗争，还是为了防止“阶级调和”观念对中共思想理论的冲击。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由此却产生了另外一个政治问题，即出现中共党内滋生混淆国共两党性质的现象。为此，中共曾做出一项指示，强调“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鉴于中共早期所处的国内政治局势，中共的阶级斗争的强调还主要是依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定的。因此，这个时期，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首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在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中共详细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与现状，认为：“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这种分析，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目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阶级矛盾。在中共看来，这样的论述足够用以证明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理由，因此，对阶级斗争的理论认知，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革命现实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当然，中共强调的阶级斗争并不仅仅是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还包含与国内剥削阶级的斗争。在农村，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一个“落花流水”，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之下，农村阶级斗争的对象并不尽相同，对此，中共所采取的斗争措施也有所区别。例如，在1925年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中共提出：“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而在1926年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则提出：“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显然，这两个议决案的目的相同，都是号召要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然而号召的对象和要反对的对象是不同的，至少在字面上的表述不同。 

国内阶级斗争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中共的理论分析中，当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各自的政治代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因此，这两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了。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中共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1924年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中共已经意识到了国民党内部存在左右派之分，其中提到：“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1925年，随着大革命的逐步深入，国民党内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正如中共所认识到的那样：“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左派之间，操纵取利。”面对国民党内部不同的政治派别，中共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也不同。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中共采取的策略是努力保持阶级斗争的原则，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又“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伴随着国民革命高潮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更加突出，1926年的《中央政治报告》反映了这种状况。在这份报告中，中共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分成四个部分，分别是反动的右派（代表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如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共产派（代表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左派（代表中小商人，小资产阶级，如汪精卫甘乃光等）和新右派（即中派，代表资产阶级，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中共对国民党内部力量的这种划分，其目的在于：“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这里对右派的态度，由原来的“指摘”转变为“公开的反攻”，体现出中共对于阶级斗争日趋强势的策略。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右派所展开的阶级斗争，因大革命的失败，在政治结局上可谓颗粒无收，但阶级斗争的观念，因中国革命的实践而日益强化。这个理论在其后，不但成为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一种理论武器，而且转化为对日后更具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