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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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是青州刺史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关于《论语》的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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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义疏》，又称作《论语疏》、《论语集解义疏》，作者皇侃（488-545），南朝梁代人，其事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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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根本逊志本自身的缺点，皇疏传到中国后一度引起了学者的怀疑。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二指出：“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当南宋时已佚，故朱子未之见。近始与《古文孝经孔传》，并得之日本国中。尝取二书衡量之，则《孔传》赝而皇疏似真也。其中佚文遗事，若管仲夺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长辨雀语、张石虎难夷齐之类，洵足以资多识而广异闻也。且所采旧说数十家，标新领异，非唐以后人所能伪撰。然经文与今本多异，其合于史书征引者，固可择善而从，而流传既久，亦容有彼国人之窜改。如‘子行三军则谁与’，《释文》云：‘与，皇音余’。而今本《义疏》云：‘若行三军，必当与己’。是仍读如字，而不音‘余’也。‘子温而厉’，《释文》云：‘皇本作君子’。今《义疏》本仍作‘子’。吾不能无疑焉。好古之士，当分别观之，而不徒震为异域之秘书，斯可矣”。除个别的学者如江藩、丁晏、郑献甫等坚决予以排斥，认为是日本人伪造外，清代学者大多是在这种半信半疑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对皇疏的研究的。翟灏《四书考异》、卢文弨《经典释文考异》、陈鱣《论语古训》、武亿《群经义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都是在参考了《论语义疏》的基础上写成的。 

陈澧所著《东塾读书记》卷二《论语》条，多处引用《义疏》，并加以评论。有称赞皇疏最为精确之处；有指责《皇疏》迂腐不通之处；有关于皇侃深于礼学而《义疏》却略于礼制的困惑；结论为“今世所传皇疏未必皆真”。据说陈澧批校本《皇疏》尚存中山大学图书馆，有眉批三十多处，或评断疏义，或校对文字，结论多公允，对我们重新校勘皇疏当仍有参考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1781），吴骞以知不足斋本《皇疏》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相校勘，参考师友之间的议论，在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撰成《皇氏论语义疏参订》十卷。前有序及例言，论述涉及唐宋以前经籍多有别本、《皇疏》避讳、经文不同之处、分章不同之处、皇音之有无等问题，正文则就经文、注文、疏文分别予以校订，兼及注释、考证。其中经注部分多以《释文》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校对，可参考之处不多。疏文则无所参照，依靠理校为主，是该书最具特色之处。所引考证有朱型家、卢文弨、胡景栻、陈鱣等诸家，以朱家型、卢文弨最多。考订极为精细，是研究《义疏》最好的参考资料。《参订》没有正式刊本，只有稿本流传，上有周志祖、周耕厓按语。据高桥均《论语义疏参订校勘记》，吴骞《义疏参订》有两种传本，一是藤冢邻借抄伦哲如藏本，出自民国年间职业抄手，字迹清晰，但校勘不精；一为仓石武四郎据孙人和藏本誊抄油印，为初稿本，多留修改痕迹。《续修四库全书》本是据日本东京大学藏藤冢邻抄本影印。 

《汉魏遗书抄》王谟辑、凃象渊校《论语义疏》一卷，其实不是辑本，也是一篇研究性著作。前附自序言“谟按朱氏《经义考》于此书亦云未见，而近时乃有刻本。乾隆辛亥，予署南昌学事，有同学喻君出示此书，前未有序，亦不载刻书人姓名，不知其所自得也。予考陆氏《释文》引皇本章句，间有不同。因取是书校勘其章句，增减与鲁、古论本固多不同，而体亦近今。如说之为悦、知之为智、道之为导、孙之为逊。此则皇本流俗所失，亭林所谓久变于魏晋以下之附录也。因为抄出，其字句不同者凡一百八十三条”。乾隆辛亥，当为乾隆五十九年(1791)。据所收录皇侃序中“于何集无妨者”，“妨”误为“好”，可以断定为根本逊志本系统，很可能也是知不足斋本。所考内容主要为经注与传统本子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