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與弼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耕读相兼”并付诸实践的学者，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而

吴与弼的重大理学意义，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下移。与孔子促成的第一次文化下移不同，明代发生的第二次下移，是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推动并完成的。在王阳明之前，中国文化一则为佛、道两家完全操纵，一则又高高在上，成为士族阶层的专利品，儒家与社会下层脱节现象十分严重。“阳明学”让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走进大众，使民间信仰不再为佛、道两家所完全操纵。王阳明作为吴与弼的再传弟子，“阳明学”可说是吴与弼“崇仁之学”的再传。还有广东的湛若水，也是吴与弼弟子陈献章的学生，因此说，“崇仁之学”构成了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