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吉

范承吉，字宠之。承吉喜好学问，在

辽国天庆八年(1118)，承吉考中进士丙科，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官做到大定府

《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六十六

范承吉，字宠之。好学问，属辽季盗贼起，虽避地未尝废书。天庆八年中进士丙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至大定府金源令。归朝为御前承应文字。天会初，迁

范承吉的“廉洁套餐”

范承吉的“廉洁套餐”，是一个体系，也是一面镜子。

金灭北宋，掠夺的财富相当惊人，而且管理很不到位，适逢战乱，管库的官员乘机往自己腰包揣点，天知、地知、我知，还能有谁知道？在这种严重缺乏防火墙的情形下，尤其可以考验一个官员是否具有廉洁自律精神，是否能够保持政治本色。

金太宗天会四年，范承吉随军攻击太原，旋即担任少府监。这个职位有一定的私密性，相当于皇帝内府的大管家。金朝开国初期，好像每一位亲王都有自己的少府监，显然，范承吉是作为完颜宗翰的亲信而担任这一职位的，以帮助其管理抢掠来的财产。天会五年，北宋灭亡，范承吉果然堪用，成天与金山银山为伍，却坚守住了那根“红线”，不取分毫，班师时仅派人装了一车书带回。

占据要津，是坚守廉正而不妄取，还是图利染污大肆聚敛，无疑是一道检验官员品行、“拷问”官员灵魂的主食。当道德与利益碰撞，不妄取即是严谨守分、洁身自好，即是明理尚节、义不苟禄，理应成为廉之本。

范承吉做过一年的绛州知州，时间虽短，却惠民至深。当时的情况是，金国法律允许将士随意掳掠人口以为奴隶，绛州有许多百姓因为不堪奴役而纷纷逃回故土。这种行为在人情上可以理解，却为法律所不容。范承吉作为当地主官，必须在爱民护民与维护法律尊严方面寻求平衡点。

来自元帅府要求迅速抓捕的压力是巨大的，但范承吉顶住了压力，并不急于抓人，而是派员到处张贴告示，晓谕百姓自首，凡自首者可以交付一定赎金改变奴隶身份，从此成为自由民。如今看来，范承吉此举明显是跟上级玩了虚晃一枪，因为前来自首的数千百姓大多没钱赎身，最终还是绛州府衙动用公帑代缴的。还百姓一个公道，让法律有了面子，拳拳爱民之心，可圈可点！

天会六年，范承吉升任河东北路转运使，发现当地百姓所承受的赋税之繁重已然到了极限时，他流泪了，拍案而起：老百姓生活这么苦，负担这么重，你们地方官到底都在干什么？他没有指望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而是亲自筹划改革，从减负到立法，逐条落实，亲力亲为，不到一年，奇迹出现了：百姓们不光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了余粮，官库岁入增加了十数万斛，真正做到了“官既足而民有余”。

天会末，北京附近曾发生过一次大地震，数以万计的民宅被震坏，地方官乘机发地震财，与工匠们勾结，高价盖房，牟取暴利。

范承吉此时“同签燕京留守事”，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吧，他在救灾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猫腻，随即法办了几位脏吏，并下令，严禁民间工匠私自承包盖房工程，由政府牵头，派熟悉建筑的官吏采购建材，统筹规划，按次序组织施工，不论贫富。此举堵住了腐败的源头，为老百姓节省了不少冤枉钱。

一千多年前的北京，可不像今天这般繁华，比起开封、杭州等大都市，它简直就是穷山恶水。穷山恶水嘛，总要出刁民的，不打仗了，那些退伍军人（奚卒—烦恼的士兵）没了饭碗，又不想做正经营生，于是散居北京各地，做了刁民。他们三五成群抱团取暖，发展成了数千人的强盗队伍，为祸乡里。范承吉眼里可揉不得沙子，管你胸前挂了多少军功章，犯了法就是刁民，严惩不贷。他雷厉风行派兵弹压，抓一批杀一批，那帮家伙终于老实了。

奉公刚正，说白了就是舍得花大力气去弘扬社会正气，用正能量代替负面能量，让不正之风、歪风邪气失去存在的空间，成为过街的老鼠，一方面可以有效预防自污，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同僚做到袖子常拉、警钟长鸣。

贞元二年，范承吉以光禄大夫致仕。六十六岁去世时，家徒四壁，留给儿子的财产，也只是几箱书籍外加几间破草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