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2015年03月14日上午，“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

据会议主办方介绍，教育部批复，同意北京大学于2015年10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办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规模为350人。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旨在直面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推动中国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为更好地展示本届大会举办初衷、筹备过程、现实反响和重大意义，并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人类文明秩序的建构”。当今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取得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面临深刻矛盾，而传统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性，重建人类文明秩序成为21世纪的重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探索一条新路。本次会议将立足中国经验，探讨21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致力于推动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

会议目标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目标是将世马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论坛，以此汇聚世界各国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者，共同探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中国的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负责大会的日常组织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扭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锐意进取、继往开来，围绕治党治国治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党一向把党的理论成果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不仅政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拥有一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旅欧学者对巴黎公社的介绍使中国人始知工人运动。甲午战争过后，报纸杂志上就已有了关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零散信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据统计，自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至1922年初，有近30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李大钊于1919年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李达、邓中夏等革命青年，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共产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探究1840年以来的中国国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要理论任务。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处在什么历史阶段、革命的道路怎么走等问题，从1928年到1938年，知识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具有“过渡的特性”，没有一种经济成分处于支配地位，而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经济，中国经济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呈现的是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割据状态；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既有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严重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封建关系仍然占据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优势，是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军阀、各地豪绅阶级、买办阶级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期的社会，封建压迫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剥削的民主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因此它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会停止于工农民主政权，而将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途径。他们的观点虽然略显粗糙，但揭示了中国国情，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结论，为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后贯彻正确的革命路线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命名的需要。据考证，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最早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经过上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酝酿和讨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被党的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新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酝酿于学术界。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指出：“要提倡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社供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由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其结果众所周知。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讨论，也为我们党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方兴未艾。仅就中央党校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党员干部培训轮训的主要内容。党校也积极发挥智库的作用，许多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许多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

马克思认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理论界学术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作用、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结晶”与“提升”的过程。面向21世纪，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让世界分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结晶与提升：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毛泽东同志讲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把这些实际发展和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得从中国实际和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的结合。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把中国共产党通过反复实践锤炼而成的理论，上升至、凝结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化中国”与“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提升，结为一体，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现在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提升。现在马克思主义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要讲清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讲全”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出了“保护生产力”新理念，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晶更新、精度更高，形成认识上的螺旋式上升，也就是理论上的升华。我们不能低估“化中国”和“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就。正是这一过程，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新的境界，而且还成功地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我们要有理论自信、理论自觉，要把具有时代风采的理论结晶亮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展现出来。

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多为“学院”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的实际，在“坐而论道”中也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见解。我们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明显不同就是，我们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品格，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实现理论结晶和理论升华的；我们用“化中国”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化”又为下一个“化中国”提供新的台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中，也是从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提出来的，具有十分显著的“化中国”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的意义；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赓续和升华，具有十分显著的“中国化”的理论特质和思想内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历史地、辩证地发展的生动体现。

所以，“中国化”是以“化中国”为前提，以“中国化”为它的结晶，“中国化”又为新的“化中国”提供升华的理论基础。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的，无论是“化中国”过程还是“中国化”过程，实际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回答。正因为这样，在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中，我们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更具实践自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更具理论自信，而且更使我们产生了讲清、讲深、讲透、讲好中国马克思主义“新话”的使命和责任。

交流与互鉴：打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交流的平台和高地

在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国外许多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很熟悉、也不甚了解。中国学者邀请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到中国来，听他们讲的比较多，研究和理解他们的理论也比较多，这对于开阔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野是有重要意义的。十年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时，专门提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二级学科建设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许多前沿问题有了更多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上也多有进展。

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交流，如何由单向为主的借鉴转向双向甚至多向的互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责任和使命的重要体现。由于社会制度和基本国情的差异，我们同欧美国家学者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和取向不尽相同。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这种丰富性，既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也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要注意倾听和观察，理解他们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视界，结合他们的实际，提出他们的理论见解的。同时，怎样在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双向或多向的交流中实现互鉴，同他们分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应该同世界分享，因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丰硕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也应该同世界分享，因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就。

我们希望有更多国外学者来到中国，把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传播和发展的理论带给我们，共同分享；我们也期待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者能够“走出去”，加强国际交流，让国外学者更多了解中国。要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和研究中心，营造一批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流互鉴的平台，铸就中国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高地，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