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华

  1931年5月，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到上海，参加上海留日学生会、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开展的反日爱国斗争。1932年4月到北平门头沟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参加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6月任中共北平门头沟区支部书记。后曾历任中共河北省委京东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京东特委书记。 

1935年4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6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驻京东特委代表。1936年5月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1月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曾历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工委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内刊物《战线》负责人、省委党校校长，晋察冀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常委兼区委党校校长、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参加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到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     

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贺龙同志政治秘书。1944年春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分局党校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1948年起任中共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北岳军区政委和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党校副校长，校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至1951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小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小组书记、党组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3月至1961年2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9年12月起）；其中在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6年8月至1958年2月兼任森林工作部副部长。       

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1962年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6月至1962年9月兼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政协主席，1962年9月至1967年4月兼任南京军区第六政治委员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贫下中农协会主席。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受迫害。1973年9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1973年9月至1977年11月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党校省干班党支部书记，1977年11月至1979年1月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1978年1月15日至1982年4月15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78年1月起），李葆华同志在担任人民银行行长期间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在他的推动下，确立和推进了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理出来的改革，成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相继恢复或成立了一批保险业、信托业金融机构，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人民银行开始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      

1979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5月被委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1982年6月当选为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长；1982年5月退居二线。

  李葆华同志190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李葆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在父亲李大钊被杀害后，根据组织指示，在进步人士帮助下到日本，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并于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1936年5月李葆华同志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1月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曾历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部长，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等职。1948年12月李葆华同志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副书记。 　　

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水利部副部长、1958年3月至1961年2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62年2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7月起当选为政协安徽省委员会主席。1973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11月当选为政协贵州省委员会主席。 

1978年3月至1982年4月李葆华同志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79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5月被委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1982年6月当选为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当选为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央行行长，李葆华最早规划了中国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在他的推动下，确立和推进了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改革，成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相继恢复或成立了一批保险业、信托业金融机构。      

他任人民银行行长的时期是1978年3月到1982年5月，这四年正是进入改革开放、人民银行工作进行整顿加强的关键时期。李葆华行长重视金融理论研究，1981年12月29日到1982年1月3日在南宁召开中国金融学会第一届年会时，他以行长和学会名誉会长的双重身份出席会议并作了《积极开展金融理论研究，为贯彻今后建设方针而努力》的发言。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看到这位沉着、稳重、和蔼的老领导，都有肃然起敬之感。 　　 

李葆华任行长期间，距人民银行改变“大一统”体制还有几年，但他已经开始酝酿和制订预案。曾任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局长、转任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的孙及民，受命南下与我们上海市金融学会商议联合召开“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这次在无锡市太湖饭店举行的座谈会，从1981年4月上旬到中旬，足足开了十天，应邀参加的有三位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局长和两位经济研究处专家，讨论的热点是实行单一的中央银行制还是复合制。总行领导能够及时组织这个事关金融全局性改革的研讨会，显示他们的预见性之强和对金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葆华为水利部副部长，同时 兼任水利部党组书记。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团结工程技术人员，经过苦战，1954年5月，新中国第一座水库官厅水库胜利竣工。1956年9月，中共八大 召开，李葆华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12月，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他任副部长、党组书记，主持工作。1961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华 东局第三书记，为常务书记，主持工作。 

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李葆华为新中国江河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江河泛滥成灾、水利残缺不全，李葆华上任伊始就协助傅作义部长，在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提出水利建设的七项方针和任务，初步构成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框架。在新中国早期实施的淮河、黄河、长江三大江河治理中，李葆华与傅作义筹办了治淮会议。在黄河治理中，他率领中苏专家团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考察，为制定黄河治理和综合利用技术经济报告奠定了基础。在长江治理开发中，他促成了新中国在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并组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的综合考察，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1920年8月，李葆华在北京进入孔德学校,就读5年。1925年5月，他和同学们积极参加北京市民举行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英货运动。不久，参加国 民党。同年8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28日，中共北方党委领导的“首都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26年“三·一八”惨案， 他加入了请愿队伍。执政府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队伍开枪，他躲过敌人枪击幸免于难。 　　

1926年4月1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许多同志 遵照党的指示转移，中共北方党委只剩李大钊等少数同志在北京。李葆华成了父亲工作的得力助手。大钊遇难后，周作人、沈尹默等人为了安全，送他去日本留学。 1930年冬，他参加了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1931年6月，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陆毅夫（温胜刚）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陆毅夫回国， 他任东京特支书记。回国后，中共北平市委派他任门头沟矿区党支部书记。9月，调任中共河北省京东特委宣传部长。1933年6月，他改任组织部部长。 1934年4月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5年4月调到天津，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主持天津地区党的工作。1936年4月，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和河北省委 工作，改组北平市委，派李葆华任书记。他主持北平市委工作9个月，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37年1月，李葆华调北方局工作。2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北方 局，去绥远省扒字补隆垦区处理党内纷争。4月，调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因书记去延安，由他主持工作。     

李葆华生前家中布置最突出的，是客厅一面墙上悬挂着他父亲李大钊的画像。这幅像是李葆华自己花钱请人用炭笔画的，画像两旁是李大钊手书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过，这里挂的对联是复制品，真迹原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葆华生前经常坐在父亲李大钊画像下面的藤椅上沉思。他曾告诉过同事们，他的父亲为他取名“葆华”，寓意是“葆我中华，重现青春”。这个名字寄托了先辈的伟大梦想，激励后人开辟中华民族复新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同志担任过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李葆华为新中国江河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江河泛滥成灾、水利残缺不全，李葆华上任伊始就协助傅作义部长，在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提出水利建设的七项方针和任务，初步构成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框架。在新中国早期实施的淮河、黄河、长江三大江河治理中，李葆华与傅作义筹办了治淮会议。在黄河治理中，他率领中苏专家团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考察，为制定黄河治理和综合利用技术经济报告奠定了基础。在长江治理开发中，他促成了新中国在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并组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的综合考察，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葆华同志调入中央华东局任书记并当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他实事求是大力平反右派，坚持发展工农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夜操劳，被人民亲切地称为“李青天”；“文革”后期，他出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直到四人帮垮台。          

拨乱反正后的1977年，他参加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了一个好头，把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成为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局级经济实体，直到1982年党中央批准他光荣离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他对党对人民殚精竭虑，受到党内外有口皆碑的赞扬。 

李葆华同志在担任人民银行行长期间，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在他的推动下，确立和推进了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理出来的改革，成立了国家外汇管管理总局，相继恢复或成立了一批保险业、信托业金融机构，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人民银行开始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李葆华同志还率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对于我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