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

战斗序列

第九战区司令长

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于1941年12月中旬，至翌年1月中旬，约一个月。日军除留置在原驻防上的兵力外，约使用20个联队的兵力，由湘北南犯，重点保持于原通城至长沙公路与杨林街、长乐街、青山市、长沙道间地区。

日军轰炸后的长沙废墟

（一）南昌方面日军的佯攻

南昌方面的日军于战役开始时，分由生米街、安义两地出动。生米街的日军，大部向高邮市进攻，一小部向大城进攻，战斗的情况不清楚。守高邮市的是新编第十二师，多系新兵，战斗力不强，只听说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冯天祥被撤职，不知是否因此次作战的关系。安义的日军分两路，一路由原安（义）奉（新）公路，一路由原安奉公路以东向奉新进攻。守奉新的第一八三师，以一团守奉新，王光伦率两个营由奉新以北向西侧击敌人。在战斗中发现，敌军两路不过三四千人，炮三四门，知道没有大的企图，战斗三日，日军即撤退。

（二）新墙河、南江桥方面的战斗

日军开始进攻时，亦如既往，很是猛烈，正面是由新墙河口到南江桥，重点是在左翼。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在新墙河南岸及南江桥阵地，一度拒止日军后，第二十军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梅仙、平江以东地区转移；第五十八军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长乐街、浯口、平江、三眼桥的汨罗江南岸之线转移。

（三）战役初的措施

战役刚开始，督促第十军军长李玉堂迅速再行加强长沙的工事，并让在长沙的炮兵和工兵均归李玉堂指挥。由于会战开始时，奉新、高安方面都在战斗中，又因新编第十二师多系新兵，因此虽然知道南昌方面日军是佯攻，也决定不再按计划调新编第三军参加湘北的会战。战役开始后，就让第三十集团军以一部守澧溪方面原阵地，让王陵基亲率主力向社港市、相公市以东地区前进；让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率长官部大部人员去耒阳，在前方的人员组成指挥所，参谋处留前方人员移往唐公馆办公。

（四）长沙工事的构筑

长沙的工事自1939年以来就开始构筑，但从来就不重视，不认真，所以并不坚固。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都没有攻长沙城，这一次要诱致日军进攻长沙城，必须要把工事构筑坚固。长沙市民踊跃捐输材料，并大力协助军队施工。

工事采取地堡式，西面依托湘江，对北、东、南三面成一个半圆形，工事的外围似由麻园岭、朱家花园、杜家山、二里牌、黄土岭、妙高峰、猴子石之线，一层一层向里构筑，愈向内强度愈增加，约以中山路西段、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以南概略线上的核心工事为最密最强。由南向北的街道口都有铁丝网拒马封锁，各街道上都有由地堡和建筑物发射出的火力封锁。至于湘江水路，不仅长沙以北封锁了，连长沙以南似在猴子石附近也封锁了。新墙河战斗开始后的几天，长沙的工事不分昼夜地施工。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整天在阵地上修正地堡的位置和射击孔的方向，规定火网的编成，饿了就在阵地上啃馒头，喝点水，积极督修工事，准备应战。

（五）汨罗江的战斗

汨罗江南岸，由第三十七军、第五十八军任守备，第二 十军在平江及其东北，全阵地对北略成反八字形。日军的攻击正面在汨罗至平江间，其攻击重点保持在长乐街方面。日军凭借优势大举进攻，第二十军一度抵抗后向东退却，让开了平江；第五十八军、第三十七军一面逐次抵抗，一面以主力向高桥、路口畲以东地区转移，同时以一部潜伏在汨罗江、捞刀河间偏僻地区。日军如狼奔豕突，由湘江至原长（沙）平（江）公路间蜂拥南下，到达长沙附近。这次日军由新墙河到长沙附近，约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在诸战中，日军的伤亡和行军的疲劳都比中国军队为大。中国军队湘北各军虽然经过新墙河、汨罗江两个地区的战斗，仍保持充沛的战斗力，进入决战的预定地区。

（六）会战中的措施

在

根据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尤其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数字各方资料汇总：

撤离民众通过浮桥

【台湾方面】

约于1980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相关内容如下:

据1942年3月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报第三次长沙会战敌军伤亡等统计表：日军伤23003，亡33941，俘139人。

约于1988年出版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中相关内容如下：

日军十余万大军伤亡奇惨，据估计除溃散被俘者外，其死伤约在六万余人以上，为抗战以来空前大捷。

【大陆方面】

于1987年出版的《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相关内容如下：

1942年1月22日薛岳致蒋介石密电称敌负重伤 23003人，阵亡33941人，合计伤亡遗尸56944人。1月24日薛岳致蒋介石密电称俘敌139人。

于1994年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相关内容如下：

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随后又引日本战史资料，提到日军付出高于香港作战2倍多的牺牲。

于199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中相关内容如下：

薛岳自述敌官兵遗尸5万6千余具，另俘敌390人。另引日本战史数字日军死伤6003人。

于200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相关内容如下：

引自《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的数字是敌遗尸56900多具，被俘139人。另引自日本战史数字则死伤数字为香港作战的2.5倍。

于200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相关内容如下：

此次会战，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的战绩说：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而据日方战史上引用的公开统计数字，日军战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

【日本方面】

由

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经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制定了“天炉战法”，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将战法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中国军队清理战场上的日军尸体

战时，薛岳在从湘北门户岳阳到长沙城外的4条河流、150公里铁路沿线布上10万重兵，设下层层防线。日军进攻路线受阻，在浏阳河、捞刀河、金井、福临铺、影珠山等处一度举步维艰。薛岳自称：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后于决战地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此法如炉熔铁，故名天炉。

此役，中国军队用伤亡2万余将士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数万人，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另在此役结束后不久，美国即宣布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同盟国亦决定任命蒋中正为盟军“中印缅战区”最高统帅，次月，蒋中正访问印度全力游说印度加入同盟国阵营，因印度各界受此战中国大胜的影响，最终印度同意加入同盟国。随后，美英两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了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击溃而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唯在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长达47天并重创日军，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其“陆上交通线”计划的进程，令日本国内生产原料匮乏，从而为中国军队会同盟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反攻作战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战略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两岸政治因素等原因，这一重要战役及其他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与日军进行的大量作战在中国大陆曾长期遭到淡化和忽视，部分大陆民众在原先中共的片面宣传影响下甚至有所谓“国民党不抗日”的错误感观，直到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之后，国共关系趋于改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讲话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作用。同年，正面描写抗战期间国军与日军作战的书籍—《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在中国大陆各地上市并引发关注，大陆媒体开始大量采访、报道相关战事，相关的书籍也逐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