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2年9～20月，中国军队第二次抗击侵华日军进攻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1941年6月22日

第九战区自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秋

此次会战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9月7日至17日的大云山战斗。

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军第6师团9月7日由忠防、西塘包围大云山中国守军，揭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由于第九战区判断失误，将5个师集中到大云山，被日军一个师团拖在大云山，导致新墙河防战空虚，为日军很快突破新墙河防线留下了空隙。

大云山地区的战斗是本次会战的前奏，但持续了10天。

大云山位于新墙河以北数公里处，海拔960米，是第九战区的重要前进阵地之一，山顶由第4军1个加强营守备，其西侧为第4军第102师第306团，东侧为第58军新编第11师的1个步兵营。会战前守军不断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袭击，破坏其交通设施。

日军第11军为准备实施“加号作战”，掩护其主力向新墙河以北集中并隐蔽展开、占领较大的渡河地带，命令原在岳阳地区担任守备的第6师团对大云山进行扫荡，解除这一侧后威胁。9月7日晨，第6师团第23、第45联队在航空兵支援下从忠坊向大云山北侧雁岭、詹家桥展开进攻，遭守军阻击后向东南侧迂回；其第13联队向大云山西侧进攻，与守军第102师发生激战。这时，第27集团军发现鄂南咸宁地区日军第40师团向湘北调动，判断是与第6师团换防，日军向大云山的进攻，是换防前的例行攻势。于是于7日18时命令第4军确保大云山，命令第58军派出部队协同第4军作战，并命令第20军准备从通城向西侧击日军，乘日军换防时给以打击。

1941年（民国三十年）9月8日至9日，日军第6师团主力继续向大云山东侧猛攻，守军虽奋力抵抗，但因日军兵力、火力均处于优势，堵击无效，乃弃守大云山。10日，第6师团主力认为已完成扫荡任务，撤离大云山，向桃林方向集结，其第13联队则在甘田、团山坡附近被中国第102师和第59师一部所阻，陷于苦战。同日，中国第58师收复大云山阵地，向大云山增援的第37军第60师亦已到达战场，第27集团军遂命新编第10师、第59师、第60师包围并歼灭当面日军，定于次日拂晓开始攻击。11日，正当这3个师与第13联队激战时，由咸宁西进的日军第40师团重松支队（以1个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赶到甘田，接应第13联队向草鞋岭撤走。12日至14日，中国军队继续向重松支队展开进攻，双方在甘田、团山坡的狭小区域内互相争夺，伤亡均重。此时第九战区仍未判明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依然认为日军向杨林街以北的甘田进攻是掩护其撤退的动作。如薛岳14日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经判断敌又师上高时第33师团以进为退之故伎”。

15日，日军又以刚从赣北开来的荒木支队增援，战斗极为激烈。这时，第九战区发现日军已有4个师团以上的兵力集结于湘北，方发现日军有即向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遂令第27集团军主力向新墙河以南转移，大云山战斗至此结束。

关于大云山战斗，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在会战发起前，第11军“曾令第6师团扫荡了横亘于开阔地东侧的大云山（标高1000米），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反而于9月10日引出了重庆正规军4个师的大攻势。按照作战部署，那一带被指定为第40师团负责扫清的开阔地。该师团自11日逐次进入，突然与上述之重庆军不期遭遇，各部被迫陷入苦战。15日夜，日军才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把荒木支队投入战斗，吃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苦头。”

第二阶段从9月18日至10月1日，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防御。

新墙河地区战斗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民国三十年）9月17日，由各地调往湘北的日军已全部集结完毕，进入进攻出发地位。由于接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阿南惟几将进攻部队并列部署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44个大队及322门火炮和迫击炮展开于新墙河以北仅20公里宽的正面上。仅派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63大队（平野支队）乘船溯湘江南下，进攻青山、营田，掩护其右侧翼，并策应正面主力作战。各部队进攻出发的具体位置是：第14旅团63大队位于岳阳附近，第4师团位于三港嘴北侧，第26旅团（早渊支队）位于青风驿附近，第3师团位于筻口附近，第6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步兵第62大队（江藤支队）位于草鞋岭附近，第40师团位于马家桥附近，第33步兵团（荒木支队）位于甘田附近。

第九战区在新墙河南岸的守军为第4军的第59、第102、第90师和第60师（由第37军配属），大都是经过大云山战斗、于18日拂晓前才从新墙河北岸撤回而仓促进入阵地的。第58军、第20军奉第27集团军的命令加入新墙河南岸布防，尚未到达指定位置。

9月18日，薛岳根据预定的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反击而歼灭日军的计划，命令第37军（欠第60师）守备浯口至骆公桥之线；第99军的第99师守备络公桥以西、营田至湘阴之线；第92师推进于三姐桥以北，占领阵地，统归第37军军长指挥，坚决阻击日军；第26军主力即由浏阳开赴金井附近；第72军改调平江，准备作战。随后，第九战区又命令第27集团军各军向汨罗江以北日军侧背的长乐街、磨刀石、归义、新市等地攻击，迟滞其南进；命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令在衡山、渌口的第10军即向高桥、金井一带开进。

18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和战车协同下强渡新墙河。第4军各师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日军。第102师正面抗击日军第4、第3、第6师团的集中攻击，战斗尤为激烈。数小时后，日军渡河成功，突破守军第一线阵地。第4军乃转入长湖东、西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第3、第4师团及早渊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迅速向南突进，第3师团一部迂回至第4军侧后。日军平野支队也搭乘海军舰艇沿洞庭湖东侧前进至湘江口的青山附近登陆，与主力协同，向该方面守军第99军展开进攻。至16时，第4军第二线阵地又被日军突破。该军军长欧震鉴于日军兵力占优势，攻击猛烈，且有空中支援，正面阻击已不能奏效，遂令各师逐次掩护，向关王桥以东山地转移，占领有利阵地，以便于尔后机动或侧击日军。

同日22时30分，第九战区为加强湘北方面主战场力量，令第72军从修水、三都地区西进至通城附近，并指挥暂编第54师，准备担任该方面的反击作战；令第20军（缺暂编第54师）进至王安屋、朱公桥方面，协同第58、第4军向西侧击渡河南进的日军。

19日，第20军由桃树港向朱公桥疾进，黄昏到达指定位置。第58军在高家桥附近与当面日军激战。第4军第59、第60、第90师阵地均遭到日军第40师团攻击，激战竟日，双方仍在对峙中。日军第4、第3、第6师团快速向南突进，傍晚分别到达汨罗江北岸的石头铺、长乐街附近；第6师团还以一部从磨刀石渡河，与南岸守军第37军在颜家铺、浯口一带交战。这时，第九战区在汨罗江南岸担任守备的部队只有第37军（辖第95、第140师）和第99军（辖第92、第99、第197师）。

2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23日开始实施。军事委员会除明确将第10、第26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还命令从第六战区抽调第79军、从第七战区抽调暂编第2军增援第九战区。

但第九战区9月18日发给各集团军、各军的电报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并破译后送交第11军。该军原定沿长（沙）岳（阳）公路突进至汨罗江南岸后将主力第3、第4师团使用于战场西部（即湘江方面），当获悉第九战区以4个师守备汨罗江既设阵地，而将主力置于战场东部的瓮江等地侧击日军的情报后，立即改变原定部署，令第3、第4师团逐次转向浯口、瓮江东侧地区，令第40师团、第6师团从东面山地迂回，对中国第37、第26、第10军形成合围态势，予以歼灭。当日，日军第4、第3、第6师团及早渊支队从骆公桥、新市、磨刀石、浯口等渡河点强渡汨罗江，突破第37军前进阵地。守军向主阵地撤退。日军第40师团配属荒木支队，击退第4军侧击后，留江藤支队掩护补给线，主力转向新官桥、瓮江以东地区，预定经平江迂回南进。9月22日，日军在航空兵支援下向第37军主阵地攻击。双方激战3天。至24日，日军第3、第4师团突破守军主阵地，将第95师、第140师包围。第37军奉命向麻林市突围转移，伤亡甚重。

21日，当天出现日全食，日军官兵心里蒙上了浓重的阴影。[2] 日军第6师团从浯口向瓮江北侧转进，与刚刚到达战场的中国第26军遭遇。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节节进逼，向第26军第44师右翼包围。第26军令第32师向浯口日军后方攻击，适与第3师团后续部队遭遇，激战至23日，第32师伤亡较大，被迫后退。第26军各师有被分割危险。第九战区令第26军以蒲塘为中心，各师靠拢，阻击日军。第26军立即调整部署，令第32、第41、第44师在蒲塘四周构成环形防御。

24日，日军第40师团也加入对第26军的攻击。

25日夜，日军从东正面和南正面突入第26军阵地。第26军又奉战区命令向金井东南地区转移，与由平江南下的第72军协力作战。

这时从衡阳、渌口北上的第10军（辖第3师、预备第10师、第190师）已到达战场，奉命在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占领阵地。9月24日，由浯口附近突围南进的第37军第140师转移到金井附近，日军第3师团沿长岳公路尾追而来，日军第6、第40师团也绕过第26军右翼进至金井附近，与第10军遭遇。24日上午，日军第3师团、第6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分别向第10军的预备第10师、第190师发起攻击。25日，日军第3师团占领福临铺。第4师团、早渊支队也已赶来，开始向第10军第3师展开进攻。战至26日，第10军各师阵地先后被日军突破，金井、栗桥失陷。该军一部向金井东北日军后方转进，主力奉命向捞刀河以南榔梨市转移，收容整顿。

在此期间，第27集团军所属第4、第20、第58军曾奉命向日军侧后攻击，但未能达到切断日军补给线、迟滞其南进的目的。

第九战区预定在汨罗江两岸（主要是汨罗江以南）与日军决战、击灭日军主力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在此方向担任守备的各军反被日军各个击破，损失惨重。

捞刀河和长沙附近的战斗

日军第4、第3、第6、第40师团、早渊支队与荒木支队在汨罗江以南击破中国第37、第26、第10军等部防御后乘势向南突进，于9月25日前后陆续进抵捞刀河北岸，迫近长沙。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军攻克平江，扫射残敌

这时，在捞刀河南北和长沙附近的第九战区各部队有：

第99军：除第197师位于湘江口南岸青山、芦林潭附近，与由该处登陆的日军平野支队处于对峙状态外，军主力（第99、第92师）位于捞刀河以北、粤汉铁路以西地区，由西向东侧击南下日军。

第72军：奉命由修水西移，已抵达平江以南，准备由东向西侧击日军。

第26军：由瓮江、蒲塘转移到石湾、更鼓台、文家场屋后稍事整顿，准备协同第72军侧击金井之日军。

第74军：奉命由江西分宜附近西移，其先头第57师已抵洞阳市，主力（第51、第58师）位于浏阳附近。

第79军：奉命由第六战区常德、澧县向长沙增援，其先头第98师于9月24日到达岳麓山，主力（第82师、暂编第6师）尚在开进途中。

暂编第2军：奉命由第七战区前往长沙增援，正由广东向株洲车运中。

第37军：以第95师在麻林市西南地区占领阵地，准备协同第74军作战。

25日，薛岳电令第79军应守备捞刀河南北地区，保卫长沙外围；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暂编第8师，限于26日到达榔梨市待命；第74军应以2个师兼程向黄花市前进，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咀之线占领阵地，迎击南进日军。

但第九战区这一电报又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和破译。日军第11军认为：第74军是蒋介石中央系统中最精锐部队之一，自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起，曾与第11军多次较量，是第11军的老对手，在上高会战中又碰过它的钉子，这次一定要捕捉而消灭之。第11军司令官阿南立即调整部署，令第3、第4师团向捞刀河以南突进；解除第6师团原定占领平江的任务，改向捞刀河谷推进，拦击第74军；令第40师团在扫荡金井附近地区后南下。

9月25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撤往湘潭。同日，第74军先头部队第57师到达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附近时发现春华山已被日军占领，随即占领南岸天鹅山，与日军对峙。日军向天鹅山展开进攻，双方激战彻夜，至26日晨，日军被击退。第57师乘机反击，夺回春华山，掩护第74军主力集结，随后将春华山移交第58师，北向麻林迎击日军。27日晨，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空军支援下向第57师正面连续猛攻，遭到第57师顽强抗击；日军又投入第4师团一部攻击第57师左翼。第57师伤亡近3000人，仍坚守不退。与此同时，第58师在春华山、夏家塘、伍家渡一线，第51师在伍家渡、杨家滩之线，以及协同第74军作战的第37军第95师在王家冲、杨公桥一线也与日军第6、第3、第4师团发生激战。守军各部队坚守捞刀河两岸阵地，阻击、侧击日军，或主动向日军进攻，给了日军以相当杀伤，但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第74军全面陷于苦战。至9月27日夜，第九战区命令该军撤出战斗，东向洞阳市、横江至浏阳河南岸转移，准备侧击日军。日军强渡捞刀河以后直趋长沙，其第3、第6师团则由长沙以东向株洲方面突进。

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原来就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入长沙，未作在长沙近郊和市区防御作战的准备，因此日军突过捞刀河后，长沙无兵可守，市民纷纷逃难，道路为之拥塞，秩序极为混乱。分别从第六、第七战区前来增援的第79军、暂编第2军只有先头第98师、暂编第8师第1旅到达长沙，该两军主力都还在开进途中。

27日晨5时，第98师在长沙以北三窑堂、白茅铺一线与日军早渊支队遭遇，展开激战。日军以航空兵火力支援，连续突击；战斗至晚，突破第98师第一线阵地，逼近长沙。28日，日军早渊支队再攻破第98师第293团阵地，突进长沙。刚刚到达岳麓山的第79军暂编第6师奉命进入长沙，与日军展开巷战。至9月30日，日军第4师团也到达长沙，其第3师团一部曾突入株洲，与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发生战斗，暂编第2军随即撤出。日军第6师团集结于镇头市附近，第40师团集结于狮形山附近，荒木支队、江藤支队担任掩护后方交通线任务。至此，日军第11军认为已完全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停止了攻势。

第三阶段日军退却，我军追击。

10月1日，日军占领长沙后由于战线太长，消耗过大，国民党第3、5、6各战区策应长沙作战的部队纷纷向各地日军猛烈进攻，特别是第六战区进取宜昌，歼敌7000余人，有如“围魏救赵”，使孤守宜昌的日军连连求救，迫使日军回援。日军即于30日从捞刀河和长沙撤退。日军第11军下达返转命令：着第40师团先行，第4、第3、第6师团并列。其中第40、第6师团居右，经永安市—麻峰咀—长乐街路线北返；第4师团居左，沿长沙—湘阴之线北返；第3师团居中，沿左右之间的道路北返。此时，第79军赵季平师进入长沙城，日军全部迅速撤出。第20军、第58军在南山桥、梅仙以东的山地威胁日军的后方。

薛岳侦知日军退却行动后，当即命令暂编第2军、第79军各向当面日军跟踪追击；命令位于捞刀河、汨罗江南北地区的第74军、第27集团军所属各军（第4、第20、第58军并指挥第72、第26军）和第99军各依现在位置截击、侧击日军，务使其不能安全渡过新墙河。蒋介石也发电报要求“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防守，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各部队按以上命令，对撤退中的日军展开追击、截击和侧击，给予一定杀伤，但未能打乱其行动。至10月9日（日军战史记载为10月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役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据第九战区战报记载，中方伤亡17426人，日军伤亡48327人。

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日军伤5184人，亡1670人。这个统计显然夸大了日军的战果。不过，从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看，第74军的第58师伤亡55%，第57师伤亡40%；第37军的第60师伤亡50%，第140师伤亡30%；第4军的第102师伤亡45%；第10军的第3师伤亡35%，伤亡确实惨重。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由于战前没有掌握日军从湘北一面进攻的总态势，采取分兵湘北、赣北、鄂南三面防守的部署；战役中又急躁疏忽，过早地在汨罗江南岸与敌决战，加上逐次使用主力部队和一再失密，导致长沙株洲一度失守，但日本侵略图谋并未得逞，仍不失为一次胜利的战役，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是使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英泰晤士报讥称“日本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二是加深了日本内政外交危机，导致近卫内阁垮台，使日本在对美谈判中也硬不起来；三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

第二次长沙会战几个主要问题：

第二次长沙会战

1.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11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

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

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26军、第10军、第74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

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第九战区在会战总结中说：“战区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等等，完全是不实之词。

2.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11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4军、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13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1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13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3.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11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9月20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100军对南昌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8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1941年8月下旬，日第十一军主要作战兵力开始秘密向湘北集结。9月10日，该军司令官阿南惟己中将下达攻击令，决定于18日即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日正式发起代号为“加号作战”的长沙战役(即第二次长沙会战)，以5个师团(第三、四、六、三十三、四十师团)和4个支队、1个坦克联队、2个重炮联队、2个工兵联队共12万重兵，以及180架飞机、230多艘舰(汽)艇，“予第九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战备不足，加之作战密码又被敌截获，中国军队正面防御接连失利，日军在两天内便突破新墙河防线，随后强渡汨罗江向长沙突进。

正当日军全力进攻时，一个让其官兵十分沮丧的现象发生了。一个日军少尉在阵中日记写道:“9月21日这一天太阳当空，天气格外晴朗，极高的能见度让火力发挥到极点，进攻的官兵喊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头顶着国旗奋勇杀敌，在太阳的照耀下向长沙前进！’但到了中午左右，照耀我们前进的太阳竟被一个巨大黑影慢慢遮住，大地很快陷入昏暗之中”。此时几乎所有的日军官兵都怀疑自己眼睛出了毛病，一个大胆的下士喊了起来:“不好了！大家快看，国旗让天狗吃掉了！”天狗吃太阳的说法不仅在中国十分流行，而且在日本更是深入人心。一时间不少日军官兵顿时陷入慌乱之中。

日全食的出现，给日军官兵心里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日本和很多国家的人们都有一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太阳若被黑暗遮蔽，说明国君和臣民肯定有很大罪过，并预示着上天惩罚的降临。不少参加过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老兵心里都在犯嘀咕:这次二打长沙恐怕比上次更加凶多吉少。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日军进攻部队的战斗力莫名其妙地大幅下降，尤其是第四师团原本就不愿充当攻打长沙的“排头兵”，只是为了挽回“大阪兵不会打仗”的名声，才勉强在阿南司令官坚持下承担了主攻“重任”。日全食发生后，该师团许多官兵都对攻打长沙议论纷纷，认为既然上天都发出了警示，如继续攻打长沙，结果肯定好不了。

阿南对罕见的日全食却不以为然，他还饶有兴趣地特意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天象:“21日是少见的日全食，由13时15分(东京时间)开始，太阳形成下弦的月牙形，周围一带有如同黄昏的浑暗，不久，太阳就被黑暗吞噬。”然而，就在阿南欣赏完这百年不遇的日全食后不久，部队上下对日食的悲观情绪让阿南感到十分“不爽”，特别是连续接到部队士气不振的报告后，阿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马上命令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传令部队:这次日食完全是一次自然现象，“我军正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任何动摇军心的“胡说八道”都将受到军法严惩！然而，阿南的训令并没有让日军士气很快振作起来，但“上天的惩罚”却很快到来。

日全食后仅几天，“上天的惩罚”就应验了，只是不在长沙地区，而在十一军的后方宜昌。由于宜昌是距重庆最近的战略门户，因此日军在1940年6月攻陷宜昌后，便派十一军第十三师团驻防。此时该师团已抽出30％的兵力支援长沙作战，宜昌实际只有1万多人防守。9月6日，蒋介石接到宜昌日军兵力不足的情报后，立即命令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宜昌之敌发起进攻，以此策应长沙会战。很久没打胜仗的陈诚接到命令后即于23日调集了15个师的兵力向宜昌发起猛攻，在150门火炮的支援下，中国军队迅猛夺占宜昌日军的外围据点，仅宜昌江南岸的肉搏战，就让几百日军横死遍野。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日军只得从长沙方向抽调兵力向宜昌驰援，但很快就遭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第十三师团铃木大队还在回援途中遭到围歼。战至10月初，守敌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绝望地给阿南发去诀别电，并签发了包括日侨在内的集体自杀令。不料，就在中国军队准备发动最后总攻时，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和地面火力支援下攻击中国军队的侧后，中国攻击部队只得撤出战斗。

宜昌惨遭围攻给指挥长沙作战的阿南当头一棒，尽管他命令参谋长木下勇极力封锁消息，但还是在日军中很快传开，并将其与湘鄂出现的日全食联系起来，质疑此次攻打长沙从一开始就“不合时宜”。

由于大批日军回援宜昌，对长沙的攻势成了虎头蛇尾，虽然伤亡惨重，但战果却寥寥无几。唯一让阿南感到舒心的是他利用获取的中方密码，抓住了从江西赶来增援的上高战役老对手七十四军的行踪，用3个师团实施包围攻击，让其损失7000余人才突出重围。此时日军已孤军深入达150公里，弹药及兵力不支急剧突显。于是战将薛岳立即调集预备队和各路援军对长沙之敌实施包围。激战中，中国军队“赵子龙师”一个团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英勇的中国士兵用大刀与敌展开长达1小时的白刃格斗，让数百敌军全部成了无头鬼，大队长上原中佐被长刀钉在了大树上。10月初，发现形势不妙的阿南被迫下令突围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