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英雄出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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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可能是中国内地电影至今为止最活跃的年代，第五代横空出世，但对于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观众，那些电影语言的探索多少还是有点距离的，关于电影最鲜活的记忆大概会是《少林寺》里的和尚烤肉，《自古英雄出少年》里的小丈夫大老婆，《海市蜃楼》里的大漠风情，今天再度回过头来发现的并不偶然的一点是，这些独具生命力的作品都是内地香港合拍的。80年代的这些合拍片的确是香港方面带来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片制作方式，对内地电影的制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推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香港电影历经低潮时，合拍再次成为一种出路，但更大程度上却是以牺牲香港特色为手段的，合拍仅仅成为一种方式上的操作，而不再具有多年以前的双方促进。从这个角度出发，回顾《自古英雄出少年》或许不仅仅是寻找记忆中的欢快，更多的是发现两地合作的变迁。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片子是峨眉厂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故事合拍片，之前曾与日本合拍了一个关于四川大熊猫的纪录性的影片。我在做《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副导演之前已经在《挺进中原》（1979）、《枫》（1980）、《年轻的朋友》（1981）等片中担任过副导演或与别人联合导演过，但与香港导演合作那还是第一次。          

这部影片拍摄于1983年，我当时是在帮另外一个戏去重庆采景。忽然厂领导和制片主任通知我要跟香港合拍这个戏，要我进组做副导演。这个片子是由香港演员夏梦的青鸟电影公司投资，香港导演是牟敦芾，他后来还拍了再现日军暴行的《黑太阳731》（1988）也引起很大反响。还有香港方面的一个副导演和一位制片，剧组主要人员都是峨眉厂的。我当时进组被安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牟导演四处选小演员，我们找到成都杂技团，他们那时在成都市郊练功，牟导演看中了几个孩子，尤其是李殿方，当时已崭露头角，那时和李连杰都是当时涌现出来的武术新星。我跟牟导演当时接触很多，他是个很好玩的人，戏拍完后有一年我正好去香港，他还邀请我到他家里拜访。香港导演拍戏的时候很放松，根本不怎么用剧本，有很多台词和情节都是他一时兴起临时加进去的，这些东西我们内地导演当时是不大尝试的，都严格按照事先的分镜头剧本来拍，所以他的拍戏方法也让我们感觉特别新鲜，后来也被他感染了。戏里要求一千头牦牛，一百匹马，我就帮他去联系这些具体的事物，我们在藏西九寨沟拍戏，张小燕和五个反派对打的那出戏很出彩，临时加了一些台词，包括“打戏”打成什么样？打成什么风格？很多动作都是现场修改的，四川省武术队的邓教练也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他也参演了我后来拍的《峨眉飞盗》。           

这部戏是1983年的8月2日在成都开机的，夏梦当时参加了开机仪式。从夏天一直拍到隆冬时节，四川的冬天潮湿阴冷，我们那时每天吃完晚饭从成都出发开车到石经寺，那时因为“文革”时把菩萨砸了，香火也没了，简直就是一座废庙，那种荒凉的景色非常好，而且不像现在拍戏似的打通那么多部门，那时没人管。到了庙里，天还没黑，赶紧开始拍，从夜里一直拍到天蒙蒙亮，然后打道回成都。我们当时住在四川师范学院里，记得每次回到那里正好是学校操场开始放广播操音乐，赶紧吃了早饭回屋睡觉，一般就不吃午饭了，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然后准备器材、召集人员继续到庙里拍，这样周而复始一个多月，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        

后来影片完成后期到北京送审，香港导演就回去了，记得当时还遇到一点麻烦，这部戏电影局当时不是太看好，有些情节还进行了删改，没想到公映后那么卖座，我们收到全国各地很多的观众来信，有的人甚至看了十几遍。在《自古英雄出少年》之后，我独立执导了一部现代公安题材的武打影片《峨眉飞盗》，应该说对于商业片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尝试，因为在这之前不管是《少林寺》还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都还是古装戏，真正涉及到现实题材的动作片几乎没有。当时厂里有五个本子准备投拍，问到我时我说“给什么能拍什么”，应该说《峨眉飞盗》给电影公司以及厂里赚了很多钱，有的地方电影院甚至就是由这么一两部商业片起死回生的。拍商业片虽然帮人家赚钱，但对拍商业片的导演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当时还是崇尚拍艺术片的，得奖的也都是一些艺术影片。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艺术片卖出个位数的拷贝还是能够继续拍摄的，也就像当时有文章提出的那样“俗电影给雅电影提供资金”。但是我觉得拍商业片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让观众觉得“好看”、“爱看”，那我们的劳动就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