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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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并于当年7月14日－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征求启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将收到的3012幅图案选了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后，9月25日晚，毛泽东主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关于国旗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通过了以五星红旗为国旗的议案。
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为维护国旗的尊严，国家发布《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国旗的形状、颜色、图案、制版定位、通用尺寸、染色牢度等技术要求，并宣布于1991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
1990年通过的《国旗法》规定：升旗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不得使国旗落地。为此，国旗卫士们在降国旗时，练就了过硬的收旗动作：当国旗在２分０７秒的时间内降到国旗杆底座时，一名战士迅速用双手将国旗托住，而后另一名战士将旗面均匀地打成折叠状，此动作精确在13至15秒之间。
1990年通过的《国旗法》规定：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为确保国旗的圣洁和完整，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国旗基本上每天都要更换一面。每逢重大节日，必须更换新国旗。即使国旗不受损，悬挂的最长时间也不能超过10天。
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曾更换过一次。
第一根国旗旗杆是1949年开国大典毛主席升旗时用的那根旗杆，高22米。
1991年5月1日重新修建了国旗旗杆，高度达32.6米。更换旗杆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已站立了42年的国旗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大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修建起来了，旗杆的高度已明显显低，与之不相衬。
改建后的国旗杆基座颇有讲究，共分为三层：内层四周是高80厘米的汉白玉栏杆，东西两边各有2米宽的出入通道；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四季常青，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国旗基座四周是用56个黄色铜墩连成的护栏，象征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伴随10月1日第一缕朝晖,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11万群众共同见证这一神圣时刻｡在炽热的注目礼中,五星红旗升到顶端,万羽和平鸽腾空飞起,广场上“祖国万岁”“中国万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此时,在第一缕阳光照进祖国的地方,在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在小小的三沙岛上,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当国歌响起､国旗升起,这些相隔千里万里的场景,跨越时空联结在一起｡
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面只属于自己的国旗,在那些特殊时刻迎风招展,猎猎作响｡
坚守,职责与国旗同在
在边境哨所,国旗是一种坚守的职责｡
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抚远三角洲,地处中国的最东端,是每天960万平方公里最早迎来阳光的地方｡黑瞎子岛上的东极哨所,被誉为“东方第一哨”,黑龙江省军区边防某团10连就驻守在这里｡
今年27岁的连指导员张欣鹏从2014年3月起在岛上工作｡高中时就是国旗手的他,在大学时加入了国防生国旗护卫队,工作后又驻守在祖国最东端､有机会升起祖国最东端的一面国旗｡“由最初的光荣､荣耀渐渐变为一种责任和担当｡”张欣鹏说｡
2013年夏季,黑龙江流域遭遇百年一遇洪水,哨所也被洪水淹了｡水淹得浅时,战士趟着水去升旗,后来水越涨越高,他们就在国旗杆和营房之间拉了一条绳,攀着绳踩着船去升旗｡哨所被洪水围困了50多天,升旗一天都没落下｡
在离家乡遥远的地方,国旗是一种坚毅守护｡
金秋十月,各地丹桂飘香｡但在海拔5061米的武警那曲支队七中队驻地唐古拉却一片荒凉,呵气成霜,巡逻官兵像往常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安全｡
远山素裹,年轻的官兵们就着呼啸的风雪,把孤单､寂寥､思念与满腔热血定格成面向国旗的军礼｡
战士朱德江说:“看着风中飘扬着的国旗,看着一列列火车平稳通过,我才更清楚什么是家,什么是国,为啥要穿军装,为啥要巡逻在无人区｡”
孤单,国旗是心的陪伴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国旗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慰藉和陪伴｡
巍巍八百里太行山上有数不清的山峰陡壁,在位于山西河南交界的一段山脉上有两所小学,一所在峭壁上,有两个学生;另一所在三里地外的山沟里,有四个学生｡两所小学只有许生学一名老师｡
30日上午,55岁的许生学在三岔口小学的教室里把国旗拿了出来,挂到黑板面前,用略有跑调的沙哑嗓音,一句一句教四个孩子唱国歌｡四个孩子一句一句地学｡下午许生学又跑到西辿小学教另外两个孩子｡
两个月前,大风把旗杆吹折了,学校没有电焊机,修不了｡“山里的孩子只有在学校才能看见国旗｡我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国旗可以不挂到旗杆上,但得挂在自己心里｡”
在另一座大山深处的农家院里,有场“一个人的升旗仪式”天天上演｡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粗犷的声音在山西平定县吊沟村的大山深处响起,65岁的王宝柱在唱国歌､升国旗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从2011年开始,王宝柱几乎每天都举行升旗仪式｡过去,王宝柱的旗杆是一棵歪脖杨树,他的升旗仪式,就是一边唱着国歌,一边用棍子把国旗挑到树顶上挂着｡
王宝柱的老伴去世了,儿女也不在身边｡一个人住在大山里,国旗就是他与世界的情感联结,升旗让他觉得不孤单,也让他的生活充满色彩｡“下地干活,自家院子飘扬着五星红旗,我就感到浑身有劲儿｡”
2015年,王宝柱将旗杆换成了十米高的笔直木杆,还装上了滑轮,升旗不再像过去那么费劲了｡
归属感,是根是魂是爱
“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种深深的身份认同｡
在天安门广场,今年刚从北京农学院毕业的王盼盼,带着山西老家人来看升国旗｡王盼盼的母亲张虎莲曾是一名乡村学校的代课老师,今年国庆节,张虎莲看升旗的地点,从学校小操场变成了天安门广场｡
“站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地方,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一起,看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在这种氛围下,我更能感觉到我､我的家庭与我们祖国有分不开的关联｡”张虎莲说｡在她看来,人们对国旗的崇敬来源于对祖国的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海外,五星红旗慰藉游子漂泊的灵魂｡
每次经过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门口,47岁的美籍华人侯德文总会习惯性地停下脚步,在各国国旗中寻找五星红旗,凝视片刻,“那面飘扬的国旗,寄托着无数中华儿女对故土的眷恋｡”
“有一次看演出,本地华人歌手演唱《我爱你中国》,背景大屏幕最后出现五星红旗,我在楼下后排黑暗的角落里,泪如雨下｡”侯德文说,多年来“生活在别处”,五星红旗慰藉他漂泊的灵魂,也提醒着自己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看到五星红旗,才觉得终于到家了｡”今年40岁的法国侨商朱国栋,每次回祖国,飞机降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透过舷窗寻觅五星红旗的影子｡
“平时在法国很少有机会看到五星红旗,每逢中国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夺冠,在电视上听到国歌､看到国旗升起,我总会热泪盈眶｡”在朱国栋看来,国旗代表着国家,飘扬的五星红旗,是对游子思乡之情最大的慰藉,也是鼓舞他在异乡不断打拼的动力｡
宣誓主权,每个人都是一面旗帜
祖国最东端,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进行主权交接仪式｡在黑瞎子岛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王鲁彬说自己真正感觉到了主权的力量｡每每回忆起那一刻,他都深感祖国的强大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踏实｡
“眼观风云世界警惕十足,背靠伟大祖国信心百倍｡”战士们在国旗下宣誓时齐声喊起｡王鲁彬说,一路走来,国旗给了自己很多指引,无论面临何种艰难,看见红旗,战士们都会想到身后实实在在存在的强大祖国,因而更有底气｡
在祖国南端的三沙市,每一位守岛人,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
登上三沙市驻地永兴岛,随处可见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从“三沙一号”巨轮,到渔民作业的小渔船;从三沙市办公大楼,到各个岛礁简易的居委会;从永兴岛的北京路,到全富岛的白沙洲……那“一抹红”随处可见｡
1971年出生的银屿岛社区居委会委员张照来自潭门,18岁就开始到永乐群岛的银屿岛捕鱼｡“很久以前,中国渔民就在岛上自发升国旗了｡”张照说｡当时升旗的地方只是一片沙土地,深深插上一根四五米高的竹竿作旗杆,十几米开外就是海,渔民高声唱国歌的声音常被一波一波的海浪声盖过去｡
现在,五星红旗天天在这里升起｡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说:“每一个岛礁都是一个海上驿站,每一个岛礁基层组织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每个守岛人都是一面鲜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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