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根

193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名发出“开除余飞，徐锡根，袁丙辉，陈资平党籍决议”第一号 通告。1933年1月被撤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职务。

有关徐锡根等人的叛徒行经，刘少奇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上海《斗争》中《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指出：“徐锡根，胡均鹤，余飞之投奔南京，恨与刽子手蒋介石“相见之晚”；”

并说明“从一切叛徒，尤其是最近的叛徒如胡均鹤，袁炳辉，徐锡根，余飞，孙际明等等的自首的言论与行动中，显然可以指出叛徒们下列的叛卖行为：

（1）公开拥护早已成了反动的旗帜的三民主义和反革命的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一切罪恶作辩护，替帝国主义国民党作侦探与刽子手，来破坏革命，来屠杀革命分子与我们的同志，以维持国民党的血腥统治。

（2）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及其一切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主张镇压工人斗争的“仲裁”“调解”，鼓吹加重对工人的非人类的剥削的“努力生产”与“劳资合作”，反对失业工人“要工作，要饭吃，要救济”等等的要求，来保护资本家的利益。

（3）公开反对农民群众及其一切斗争，以国民党的惨杀镇压来威吓游击战争与农民的革命斗争，反对土地革命，农民的武装暴动，直至反对农民的“抗租，抗税，抗债，抗捐”的斗争与要求，“借口”这些斗争，要使农民“走到危险的道路”，“陷入死亡的惨境”，使农民群众脱离解放斗争，以维持地主豪绅的奴役与枷锁。

（4）反对真正群众的反帝斗争，反对我们所领导的沪西反日大罢工，以为这是“扰乱秩序”，反对我们组织的民众反日会，反对我们所号召的士兵与民众合作，反对我们所发起的义勇军与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等，同时又以“共赴国难”等等的骗局，来拥护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和镇压民族革命战争，以维持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宰割。

（5）反对与诅咒唯一澈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与工农红军，诬蔑苏维埃与红军“扰乱抗日后方”，“障碍”抗日战争，把国民党的投降出卖与“围剿”苏区民众的罪恶，加在苏维埃与红军身上。同时用种种武断宣传，把真正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与物质生活上绝大改良的苏区工农劳动群众，描写得“痛苦达于极点”，把日益扩大与巩固的苏区，看作是“缩少到几乎没有了”，以此来欺骗日益同情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全国广大民众，在“抗日必先剿共”的借口之下，号召地主资产阶级用全力去消灭苏维埃政权。

（6）公开反对与诅咒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重复一切反动派别的无耻谰言，把真正为民族间的和平而斗争的完全放弃了沙皇时代一切殖民地，租借地，势力范围，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特权的，并且始终在精神上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苏联，诬蔑为“赤色帝国主义”，把一贯揭穿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站在中国民众方面的苏联，当作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以此来欺骗同情与拥护苏联的中国民众，以此来破坏中国民众与苏联民众的兄弟联盟，以此来进行反苏联的运动。

（7）公开反对与狂吠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国共产党；把唯一的能够以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正确提出中国革命的纲领与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当作是采取错误的”路线与策略；把唯一能够提出与执行澈底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当作是民族解放斗争的“障碍”；把真正领导与实行土地革命以消灭封建残余而解放农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当作是“不懂”封建势力。他们武断的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而事实上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正确的指出中国的民众的出路，他们无耻的说阶级斗争“不适宜”于中国，而事实上表现出地主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着最反动的阶级斗争，直至国内战争，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叛徒们把真正团结广大群众争取民族的与社会解放的中国共产党，〈说〉是“分散力量”，把共产党内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认为是“分崩离析”，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诬为“少数专断”，“家长制度”，而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在国际路线之下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却硬加以否认，称之为“碰壁”。这些无耻的叛徒呵，想一手来取消中国党和中国革命！”